当地时间6月9日下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成功举行文明对话国际日庆祝活动。图为杨澜进行主题发言。

纽约联合国总部，在首个文明对话国际日“文明交流互鉴”全球对话系列活动现场交流环节中，埃及、秘鲁、西班牙、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代表们纷纷发言‌，并达成共识，“文明之间的对话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中国文化代表杨澜发表《中华造物智慧》主题演讲，从“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匠心精神”“以人为本”四个维度阐释中华造物文明的世界价值启示。本刊日前专访杨澜，请其分享在国际传播实践中的独到经验，助力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绽放独特光芒。

中国新闻发布：对于此次在联合国讲台上发言，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杨澜：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文明对话极具价值。当今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频发，世界亟需一个文明对话的平台。相比传统的政治军事对话，文化作为一种静水流深的精神根系，蕴含着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更能穿透隔阂。这次活动吸引近20国大使参与，也印证了文明对话的潜力，它能以平等姿态推动民心相通，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的力量。

这次发言让我想起两次申奥经历：2001年，我为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作了关于奥运文化项目的陈述；2015年，我陈述的是2022北京冬奥会的市场开发计划。申奥陈述更具仪式感，而联合国的演讲，氛围更放松，允许个人化表达。

准备7分钟的演讲时，我反复提醒自己，不能笼统地谈文化，更切忌说教，跨文明对话是要让不同文明的语言系统实现对接，让受众在短时间内找到文化共识点。明确这一点后，我破题的思路也逐渐清晰：从非遗入手，因为这是全世界关注的话题，天然具备世界语言的属性；以个人体验为支点，近几年我深耕非遗领域的采访经历，能让表达更具说服力；再落脚到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共性挑战。具体来说，当讲到“天人合一”时，我把它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结合起来；谈“和而不同”，就聚焦文化的多元包容；论“匠心精神”，则强调“以器载道”的文化传承；说起“以人为本”，我直接对应国际话语体系中的“社区”概念。当这些概念相互咬合，就避免了“自说自话”，让中国智慧与世界议题产生了一种自然勾连。

中国新闻发布：在演讲中，您用竹子比喻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类文化符号背后有何中国智慧？其对于国际文化传播具有怎样的作用？

杨澜：竹子是东方美学中极具生命力的意象，中国人对竹子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它象征着君子的一种自我修养，具有“咬定青山”的韧性。当遇到疫情、经济危机以及各种各样的困难时，中华民族所展现的心理韧性，就像竹笋遇到山火仍能在次年重生，这种蓬勃的生命力正是国际社会所需要的精神。

水的意象同样精妙，中国人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水无形而有万形，水无物能容万物”，水有一种随势而变的生存智慧，也是中国文化中特别宝贵且容易沟通传达的意象。

在国际交流中，我们要尽量使用受众熟悉的文化符号。像竹子、水这些意象符号自带理解基因，不用解释，受众就能马上明白。比如“玉”文化，虽然在中国文化中意义深远，但无法用一言两语就向国际受众说清楚什么是“玉德”，理解成本高。记得第一次申奥时，我选择马可·波罗的故事，他临终前表示，“我所描述的中国尚不足我所见的一半”，就比张骞的故事更容易让西方听众代入。

2009年，杨澜采访时任英国王储查尔斯。

中国新闻发布：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应当如何设置议题，以受众喜欢的视角传播中国文化？

杨澜：在35年的媒体生涯中，我一直在跟不同的人交流，对此有几点感悟。第一，要有对象感，无论交流的对象是一个人、一个国家，还是全球，都可以看作是和“人”交流。第二，要有尊重和平等的姿态。既不能过于自卑，用仰望的态度看待对方，也不能傲慢，用说教的方式与对方沟通，要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信和骄傲，做到不卑不亢。第三，要从对方的理解程度选择表达方式，要站在对方角度，考虑对方是否能听懂、能接受，能否产生强烈的认同感。换句话说，国际交流要具备“翻译”的功能，但这种翻译不是语言转换，更多的是一种价值对接，与受众的共鸣。

记得采访时任英国王储查尔斯，对我而言是一次具有挑战的经历。因为王储的生活离普通百姓太远了，如何与他产生共鸣呢？面对这样一位从出生起就被规定这一生要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被身份束缚的采访对象，我没有聚焦王室身份，而是问他：“一个人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作为王储，是否羡慕普通人的人生选择权？”这个问题让他敞开了心扉：他钟爱农业，愿意跟泥土打交道，农场的一切都让他着迷，为了让植物长得更好，他甚至跟植物说话，他还把宫殿改造成节能建筑，却受到群嘲。这些细节让高高在上的王室成员，瞬间与普通人产生了情感连接。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期间，杨澜采访埃隆·马斯克。

采访埃隆·马斯克时，我抓住他“假如你从未失败过，那只能说明你还不够创新”的观点，追问他创业中濒临崩溃的时刻。当他讲述特斯拉和SpaceX火箭计划一度遭遇资金缺口，他急得彻夜难眠，而在圣诞节早晨又重获投资的经历时，他作为创新者的内心焦虑与普通人在工作生活中的挣扎形成了共振。

中国新闻发布：您以制瓷为例，阐释“器以载道”的永恒价值。您和团队如何将具体的“器”转化为传播中国“道”的国际传播载体？过程中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杨澜：中国手工艺自古便有“器以载道”的传统，从青铜器到瓷器，每一件器物都不只是现实的复刻，更是精神意象的载体。这种追求道与意境的自觉，在千年传承中从未间断。自先秦《考工记》奠定工艺美学根基，到明代《髹饰录》《天工开物》将技术审美推向纵深，再到清初《闲情偶记》把日常生活升华为美学范式，及至现代，学者们又从理论层面拓展认知，层层递进，勾勒出中国美学绵延千年、不断演进的清晰脉络。

“道”既蕴含世俗秩序，如青铜器彰显的社会尊卑；也指向精神升华，像汝瓷“雨过天青云破处”的意境追求。王维诗中“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禅意，书法里留白的虚实相生，都体现了中国人在精神意境上的巅峰造诣。而中国匠人精神的核心，正是对道的超越性追求，这让器物超越实用，成为文化的象征。

之所以选择瓷器作为案例，是因为它完美诠释了非遗中技术与艺术的交融。在古代，瓷器堪称“黑科技”，中国人利用空气动力学原理，用普通砖窑和木柴就能在1300度高温烧制薄釉瓷器，任西方模仿却始终不得要领。这不仅证明了中国人的科技智慧，更展现了技术服务于艺术表达的巧思。

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的启示是：器物背后的科技与文化底蕴，正是打破文化隔阂的关键。过去，中国器物凭借精湛技艺征服世界；如今，我们更要以现代科技赋能传统工艺，让“器以载道”的智慧在人工智能时代焕发新生。当国际社会惊叹于中国在科技领域的重新崛起时，我们更应让器物成为桥梁，让世界看到中国文化中科技与人文交融的独特魅力。

中国新闻发布：说到“以人为本”理念，在国际传播中，应当如何发挥人的作用，并让这种匠心文化精神在跨文化语境中实现深度传递与价值共鸣？

杨澜：我认为“以人为本”包含几层含义：一是“仁者爱人”的普世关怀；二是人与人的情感连结；三是工具服务于人的哲学思考。这三个层面都藏在非遗的一针一线、一雕一琢中。

2024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的“新生万物——中国非遗与当代设计展”上，杨澜与法国演员苏菲·玛索交流。

相较于宏大的政治经济叙事，非遗之所以更易触达海外民众，是因为它以“人”为核心。我去年在法国巴黎举办了“新生万物——中国非遗和当代设计展”，这个展览今年也将在意大利米兰举行。和当地人交流时，我只问了一句“你们的奢侈品不都是在本土手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吗？”马上就引发了他们的共鸣——法国、意大利能够拨出专项资金保护做玻璃、做蕾丝的匠人等，这说明他们都很注重本民族手工艺文化的传承，自然也就能理解中国对手工艺传承的坚守。聚焦匠人的传承与坚守，让匠心文化以“人”为纽带，在国际传播的跨文化语境中实现深层价值共振。

2016年，杨澜在《探寻人工智能》纪录片拍摄现场。

中国新闻发布：在AI与人及创造性关系备受关注的当下，您如何看待“以人为本”的科技伦理观在东西方的对话情况？

杨澜：说到AI，我从2016年制作《探寻人工智能》纪录片时，就提出“技术决定我们奔跑的速度，爱决定我们奔跑的方向”这一理念。在与西方交流的过程中，我感受到，在科学真理面前，东西方对真理的追求和探究是共通的。尽管中国在17、18世纪后因对科学鼓励不足而落后，但我们必须正视这一历史，不盲目自大，以相互学习的态度，尊重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律。

西方文明发展中，长期存在人与神的对立，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就曾高度推崇以孔子为代表的东方儒学思想。他认为，东方儒学没有盲目崇拜神灵，而是“以人为本”，强调世俗社会中人们的相互关爱与有序治理，这正是东方理性主义精神的体现。西方从漫长的中世纪宗教压迫中挣脱出来，迎来文艺复兴，实现了人的精神复兴。这与中国“以人为本”的理念不谋而合，二者在理性主义精神层面能够相互打通。西方文艺复兴从“以神为本”转向“以人为本”，打破了封建神权的枷锁，鼓励了科学探索的精神，其内核与中国“以人为本”的理性主义完全可以建立连接。

在文明对话的进程中，平等是至关重要的原则。一旦产生“我要来教你”的心态，对话便失去了平等的根基。我们应摒弃这种姿态，积极寻找东西方文化的连接点。“以人为本”作为一种理性主义精神，聚焦当下，这与文艺复兴“以人为本”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在AI时代，这种相通性为东西方在科技伦理观上的对话与交流奠定了坚实基础，让我们看到东西方在科技伦理认知层面交融的广阔前景。

中国新闻发布：对于那些渴望投身文明对话与国际传播的中国年轻人，您有哪些建议？您认为，中国年轻人应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树立和践行文化自信？

杨澜：如果要对这些有志于进入国际文化传播的年轻人说几句，我认为，首先要怀揣充足的好奇心与内在驱动力。文化交流是一片非常开阔且蕴藏无限可能的疆域，其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共振和心灵映照。唯有锚定内在驱动力，以好奇与尊重之心拥抱他者文化，在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共鸣，方为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

其次，要培养学以致用的场景感。1996年，我在国外留学，一节社会治理课上，我正在消化乌托邦等各种理念，教授突然问我：“澜，你从中国来，能否谈谈儒家的社会治理理念？”那一刻，我怔住了。明明自幼熟背“吾日三省吾身”“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却在被问及时，连中国文化的精髓都难以阐释。我惊觉，自己对本国文化的认知竟如此浅薄。此后，我系统研习儒家、道家、禅宗等思想。那段经历让我深刻意识到，学习应带着问题，在文化交流场景中，主动思考表达与阐释，方能深入理解文化内核，从而生发出真正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