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0月22日,“2024·中欧人权研讨会”在德国柏林举行,16个国家的60余位人权领域代表聚焦“新兴权利保障:中国与欧洲的视角”这一会议主题,深入地开展了交流与讨论,为新兴权利的理论研究与保障实践注入了新的智慧。
近日,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常健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和欧洲的传统文化中都蕴含着丰富的潜在人权资源。自近代以来,中欧在人权思想发展方面经历了相互启发、相互借鉴的过程,双方以开放的姿态互学互鉴,以宽广的胸怀相互包容,不仅为全球人权交流树立了样板,也为推动世界人权事业的和谐与发展贡献了力量。
南开大学教授常健的个人照。
中国新闻发布:请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权思想是如何起源的?有哪些重要思想流派或代表人物对此做出了贡献?
常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大量尊重人、关爱人、保护人的理念和思想,它们是可以转化为人权理念的潜在文化资源。在儒家、道家、法家、墨家以及后来的佛学思想中,都不同程度地蕴含着这样的人权资源,其中儒家思想的影响最为深远。
这些理念和思想的产生,主要受到两种不同力量的推动。第一种推动力是维持封建专制统治长治久安的审慎考量,如《尚书》中所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管仲所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荀子所说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第二种推动力是抵制和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意愿表达,如孟子所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太平天国期望建立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也”的大同世界。
近代以来,在救亡图存、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浪潮推动下,中华传统文化中潜在的人权资源借助“西学东渐”的西方人权学说,实现了第一次突破,萌生出最初的中国人权理念。近代中国思想家用民权观念重新解读君民关系,用权利观念突破义务本位的局限,将自由与秩序相融合,将民主与民生相融合,将权利平等理念融入大同社会理想之中。中国共产党将中国人权理念与马克思主义人权学说相结合,实现了中国人权理念的第二次突破,形成了顺应世界潮流、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权思想和人权发展道路。
中国新闻发布:中国人文主义文化的主干是儒家文化,在您看来,儒家文化中蕴含哪些潜在的人权思想资源?
常健:儒家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尊重人、关爱人的思想,其中比较重要的思想包括:天人合一,如《尚书》中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贵君轻,如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生为本,如《史记》中记载的“民以食为天”;仁爱之道,如孔子说的“仁者,人也”,孟子提出的“仁者爱人”;注重和谐,如孔子提出的“礼之用,和为贵”;天下大同,如孔子提出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理想;协和万邦,如《论语》中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左传·隐公六年》中的“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这些思想资源为当代中国人权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养分。
中国新闻发布: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并将中华文明对于人权的理解吸纳其中。请问宣言文本中有哪些体现中西文化融合之处?
常健:在《世界人权宣言》起草过程中,广泛吸收了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建议。担任起草委员会副主席的中国代表张彭春先生,在起草过程中将中国优秀文化中的精华融入《世界人权宣言》的文本之中。
从中国文化出发,张彭春提出了一系列建议。第一,他认为应当从尊严的角度来理解生命的价值,而不能仅仅将生命理解为有机体的存在。第二,他提出应该用“仁”的理念来丰富“理性”的概念。“仁”字的中文是由“二”和“人”两部分构成,翻译成英文就是“two-man mindedness”(人际牵挂),这个新理念在宣言的最后文本中被译为“良知”,与“理性”一起被作为人的基本属性。第三,他认为在主张权利的同时,有必要说明个人应当承担的相应义务。第四,他强调民生的重要性,建议在宣言中写入“免于匮乏的自由”,并将适足生活水准权表述为“人人有权享有足以满足其家庭和自身需要的生活,包括获得所需食物、衣物、住房、医疗和社会服务;人人有权在失业、生病、残疾、寡居、年老或因不可控情况而无法维持生计时获得保障。”第五,在涉及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分歧时,张彭春特别强调宗教宽容。他指出,在中国哲学家的眼中,宽容是一种多元的宽容,体现在思想、良知和宗教的各个领域。如果人们想要把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仁义的基础上,就应该受到这种宽容精神的启发。第六,他特别向宣言起草委员会专家们推介中国公职人员的考试制度。他谈到,公职人员的竞争性考试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而“自由竞争考试”应被视为通往真正自由民主的途径之一。它也是实现人权的一种方式,因此应当在宣言中被提及。第七,他强调教育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的重要性,并建议在宣言中写入如下的条款:“1.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包括免费基础教育和根据成绩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2.教育的目的应是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第八,他强调实施人权宣言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对人进行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他的这些建议被不同程度地融入到《世界人权宣言》的正式文本中。
中国新闻发布:欧洲优秀传统文化中同样存在着丰富的潜在人权资源,其对当代世界人权观的形成产生了哪些影响?
常健:欧洲优秀传统文化中同样存在着丰富的潜在人权资源。不仅古希腊的神话和哲学思考成为近代欧洲启蒙思想家创立人权学说的重要思想来源,而且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的许多神学家的思想,也同样是近代欧洲人权思想的重要概念素材。与近代欧洲人权思想的产生有着渊源关系的欧洲传统文化因素主要包括:第一,认为人类分享神的尊严,因而应当受到尊重;第二,将自然作为生活准则,并形成了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理念;第三,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自然的平等和自由;第四,认识到广泛的政治参与是国家稳定的重要条件,并进一步形成了“人民主权”的思想;第五,以相互约定来保护相互利益。欧洲传统文化中的上述重要思想,在启蒙运动中成为人们深入发掘和阐释的文化源泉,为近现代欧洲人权学说的产生提供了概念和思想基础。
中国新闻发布:近代以来,中欧文化之间在跨域交流中相互启发、相互借鉴,对欧洲和中国各自人权理念的生成产生了怎样的助力作用?
常健:在近代欧洲推翻封建统治的进程中,一方面,思想家们深入发掘欧洲古典文献,希望从中发现与人的自由、平等和权利有关的思想观点,为市场经济及其社会规范的建立提供文化支撑。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东学西渐”,对欧洲人权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基督教远征中国记》中介绍了孔子思想,法国学者拉默特·勒瓦耶在1641年出版的《异教徒的德行》中将孔子比作苏格拉底,认为孔子的箴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中国道德的精髓。伏尔泰在《风俗论》《哲学辞典》等著作中多次引用《论语》,并赞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渝的法则,堪与牛顿阐发的“万有引力定律”相比,应当“把这条法则铭刻在每个人的心中”。德国人莱布尼茨,法国孟德斯鸠、魁奈等“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家们从中国儒家有关“仁君”“仁政”“德治”思想中得到了深刻启示。英国历史学家赖赫准恩称18世纪是欧洲文化受儒家文化洗礼的时代,而孔子为欧洲启蒙运动之“守护尊者”。法国国民公会1793年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6条规定:“自由是属于所有的人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之事的权利:其原则为自然;其准则为正义;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界限则存在于下述箴言之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同样,中国近代人权理念在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浪潮的推动下萌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潜在的人权资源,在借助西方人权学说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突破。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法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英国边沁、密尔、拉斯基的功利主义人权学说,以及法国狄骥的社会连带主义学说相继传入中国。严复、梁启超、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章渊若等学者在翻译和解读西方人权学说的过程中,将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突破了传统封建文化的桎梏,使人权成为推翻封建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对西方人权学说局限性的深刻批判,启发了中国共产党人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全体人民的人权,并在不断的实践探索中形成了当代中国人权观。
中国新闻发布:面对当前全球治理的难题,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哪些元素或理念,可以为解决当前人权问题提供新方法或新路径?
常健:当前全球治理面临霸权主义的挑战,少数西方国家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大搞双重标准、单方面制裁、污名化,将人权作为实现地缘政治的工具。
在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深刻变革的过程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很多理念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首先,中国文化强调“和为贵”,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追求的理想境界,主张“以合作推进人权”。其次,中国文化强调“和而不同”,主张包容各种分歧,求同存异、互学互鉴。最后,中国的天下大同理想,强调了各个群体、各个国家命运的相互依赖,它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渊源,有助于促进各方化解分歧、形成共识。
(责任编辑:张语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