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云变幻的革命年代，革命者不仅有着为国家和民族解放事业奉献一切的崇高理想，也有纯真的爱情，憧憬着美好生活并投入了全部热情。面对生与死的考验，他们将一己之爱升华到对人民的爱、对整个中华民族的爱，舍小家保大家，用生命写就感人的乐章。无论时光如何磨砺，胸怀大爱的家国情怀永远不会减弱，它早已凝聚成岿然不动的民族精神和中华儿女的坚定追求，并将在新时代里继续抒写辉煌。

　　李大钊和赵纫兰：狱中的深情告白

李大钊与赵纫兰

　　1927年4月，李大钊从被捕到被绞杀，一共经历了22天，在这期间，他三易其稿，写下《狱中自述》，讲述自己的革命历程，并多次深情回忆妻子赵纫兰支持自己革命的事迹。“其时祖父年八旬，只赖内人李赵氏在家服侍。”“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李大钊的《狱中自述》

　　李大钊和赵纫兰是包办婚姻。因李大钊的父母早逝，祖父年事渐高，再加上李大钊正在求学，家中急需有人掌舵。1899年，不满16岁的纫兰嫁入李家，10岁的李大钊称纫兰为“姐”，而纫兰喊其乳名“憨坨”。随着祖父母的相继离世，李家的生活越来越窘迫，纫兰变卖大部分家产，除了帮助丈夫完成学业，还要想办法抚养两个孩子，有时候不得不靠典当一些东西来生活。对此，纫兰没有丝毫的怨言。

　　李大钊奔走在革命事业的前沿，纫兰则做好了他坚实稳定的“大后方”。尽管不理解这些复杂的“主义”，但她深知丈夫在为整个民族的未来而努力。从纫兰代领的薪俸收据上看，李大钊在1926年的月工资已达280元，远远超过1918年他担任图书馆主任时的120元。但李大钊经常倾家纾难，接济贫寒的青年和支持革命活动，以至于学校发薪水时不得不预先扣下一部分直接交予他的夫人，以免家庭生活无以为继。

李大钊的几张薪俸收据和借款收据

　　虽是包办婚姻，李大钊对纫兰始终温柔体贴，在闲暇之际教她读书认字，还热情地把她介绍给到家里来的革命同志和青年学生。就这样，他们之间的亲情沉浸于旧式的包办婚姻之中，并在不算漫长的革命岁月里升华成为相濡以沫的爱情。

　　1926年4月18日，张作霖占领北京后，加紧对共产党人及革命者进行迫害。1927年4月6日，在获得帝国主义公使团的默许后，张作霖悍然派兵闯进苏联驻华使馆，李大钊与妻子、两个女儿，连同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人员和苏方人员共60余人被捕。女儿李星华回忆说：“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不许乱喊！’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父亲瞅了瞅我们，没对我们说一句话。他的神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即便“无确供”，军事法庭还是不顾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于1927年4月28日上午10时当庭宣判，以“意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实犯刑律之内乱罪及陆军刑事条例之叛乱罪”判处李大钊等20人死刑，宣判后立即执行。而李大钊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曾经在一篇名为《牺牲》的短文中这样写道：“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4月28日下午，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38岁的李大钊走上绞刑台，英勇就义。身着棉袍的他，从容淡定地在敌人的镜头前留下最后一张照片。

就义前的李大钊和绞刑架

　　李大钊牺牲当天，被释放回家的妻儿还在极度不安中苦等李大钊的归来。第二天清晨，纫兰从报纸上得知李大钊被绞杀的消息时，顿时昏了过去。

　　因仗义疏财，李大钊去世后家中仅有1块大洋。幸有梁漱溟、蒋梦麟等友人相助，集资购置棺木，才将李大钊的遗体装殓入棺，停厝于妙光阁浙寺，这一放就是6年。

　　1933年4月，被北洋军阀赶回老家的赵纫兰重病缠身，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就带着儿女从河北乐亭返回北京。蒋梦麟、沈尹默等昔日北大同事纷纷伸出援手，为李大钊发起公葬。蒋梦麟亲自在香山万安公墓为李大钊代购墓地，刘半农执笔撰写碑文。

　　李大钊终于入土为安，了却心愿的纫兰也在一个月后离开人世，两个人从此长眠在北京西山脚下。赵纫兰去世后，中共河北省委决定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83年，李大钊烈士陵园在万安公墓中修建，赵纫兰墓碑上的镌字由原来的“李夫人墓”改刻成“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同志墓”。在这段令人唏嘘的故事里，有福祸相依的相知，有荣辱与共的相守，还有彼此珍惜的相望。尤其是李大钊高举的旗帜，更是为他与赵纫兰的爱情添上了一抹革命的底色。

　　陈毅安和李志强：无字家书诉忠诚

　　在走向刑场的壮烈时刻，在硝烟弥漫的战斗间隙，年轻的革命者将自己的信仰和对爱人的思念，落于纸上，用坚定、温馨的文字表达牵挂。

1923年，陈毅安与李志强在湖南长沙合影。

　　陈毅安（1905—1930），又名陈斌，湖南湘阴人。1920年考入湖南第一甲种工业学校，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从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参加北伐。1927年9月，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923年，陈毅安在湖南第一甲种工业学校读书，认识了还在湖南省立稻田女子师范读书的李志强。初次见面，两人就对彼此情有独钟。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聚少离多，书信就成为他们交流思想和表达情感的主要方式。

　　在信里，陈毅安常向李志强表明其对信仰、对初心的恒守如一：“莫名其妙的我，现在已经正式毕业了。重大的军事工作就要担当起来，我是非常恐惧的。但是我们中国，受了帝国主义八十余年来的侵略，事实上是不许可我们求甚么高深学问，造博士的头衔的，所以我就毅然决然，把我所学的革命技能，不顾一切、切实地工作起来，不达到我的目的地——烈士墓不止。”

　　深爱着陈毅安的李志强，舍不得他流血牺牲，希望他毕业后当教员，不要上前线打仗。陈毅安总是耐心地开导她，并在信中写道：“我上次同你说的，爱情固然要好，但不要成为痴情。换句话说，不要牺牲一切来专讲爱情。如果人人不去流血牺牲，那中国就无药可救了。”

　　陈毅安与李志强心心相印、十分恩爱。从恋爱、结婚直到壮烈牺牲，陈毅安在戎马倥偬的短暂革命生涯中，给妻子李志强一共写了54封家书。1927年4月10日，陈毅安在信中这样写道：“思前想后，除了我们努力革命，再找不出别的出路。把一切旧势力铲除，建设我们新的社会。这个时候，才能实现我们真正的恋爱。”

　　上井冈山以后，即便在艰苦的行军打仗中，陈毅安始终不忘给李志强写信。小小的信笺，既承载着他们忠贞不贰的爱情，也传递着陈毅安的信仰和乐观主义精神：“我天天跑路，钱也没得用，衣也没得穿，但是心情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越生活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但最忧闷、最挂心、最不安心的，就是不能单独同你坐在一起，而且信都很难同你通了。这是何等的痛苦啊！”

　　看似文弱，陈毅安实则智勇双全。毛泽东在《西江月·井冈山》一词中的“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赞颂的是黄洋界保卫战。而在前线指挥战斗的就有陈毅安，他曾指挥两个连击退了敌人四个团的进攻，守住了大本营。那一年，他只有23岁。

　　1929年，陈毅安在井冈山斗争中受伤，秘密回到湖南老家养伤，终于迎娶了心爱的姑娘。然而，国难当头，没过多久，陈毅安又挥别妻子重返战场。“恐怕他人笑我没有革命的勇气而不敢流泪”，但他深知唯有自我牺牲才能“建筑一个光明灿烂的国家”。

　　1930年，陈毅安在指挥部队撤出长沙时壮烈牺牲，年仅25岁，他贴身的唯一遗物就是一张被鲜血浸透了大半的合影。而这一切，李志强并不知晓。

　　1931年3月，李志强收到一封信，信封上是陈毅安的亲笔字。把信拆开，里面只有两页白纸，她顿时伤心欲绝。因为陈毅安生前与她约定，会把一封没有写字的信交给战友，如果他牺牲了，战友就会把信寄给她。

　　在兵荒马乱中，李志强带着刚出生的儿子东躲西藏。1937年9月，李志强带着一丝希望，给延安八路军总部去了一封信，询问丈夫的情况。不久之后，她收到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的亲笔回信：“毅安同志为革命奔走。素著功绩，不幸在1930年已阵亡……”信未读完，李志强已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1951年3月，毛泽东亲自签发新中国前十名革命烈士荣誉证书，陈毅安名列第九。1958年，彭德怀为陈毅安题词：“生为人民生的伟大，死于革命死得光荣！”

　　陈毅安与李志强的爱情，没有花前月下的呢喃细语，但他们以生命和鲜血，谱写了革命时期爱情的真挚与伟大。1983年，李志强病逝于北京。遵其遗愿，后人将她的骨灰和陈毅安的遗骨合葬于井冈山龙市，他们终于可以在一起安安静静地倾诉彼此的思念和深情。

　　李白和裘慧英：永不消逝的电波

　　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永不消逝的不仅是电波，还有爱情。

　　李白，1910年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7岁参加了秋收起义。21岁时李白因机智灵活、沉着稳重，被部队选送去瑞金红军通信学校第二期电讯班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之后被调入红五军团任电台台长兼政治委员。从此，他就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的无线电通讯事业。

　　全国抗战爆发后，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李白被党组织选派前往南京、上海筹建党的秘密电台。1937年10月，李白化名李霞，乔装抵达上海。冒着生命危险，他用秘密电台架起了上海和延安的“空中桥梁”。

　　1939年，党组织考虑到李白孤身一人在上海，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便决定派一名女同志与他假扮成夫妻，一起工作。被选中的这个女青年叫裘慧英，又名裘兰芬，1917年出生于浙江嵊县一个农民家庭。成为李白“妻子”的这一年，裘慧英只有22岁，但为了革命工作，她已经在心里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1939年5月，李白与裘慧英拍了结婚照，以夫妻名义搬进蒲石路（现长乐路）蒲石村18号，把“家”安顿下来。裘慧英回忆说：“我们这个‘家’，陈设简单，一张写字台，一张床。晚上李白睡帆布床，有时怕麻烦，干脆就睡地板。”

李白和裘慧英的结婚照

　　在李白的悉心教导下，裘慧英很快成长为一名隐蔽战线上的优秀战士。为了方便他们的情报传递，李白与裘慧英开了一家福声无线电公司，白天，他们是商人，如果没有工作，他们就学习数学、英文等课程，晚上则留出时间来收发电报。

　　李白和裘慧英配合日渐默契，随着彼此了解的增多，两人产生了真挚的感情。1940年，经党组织批准，他们正式结成伴侣。两人再次走进照相馆，重新拍了一张真正的结婚照，照片里的他们相互依偎，眉眼间尽显甜蜜和幸福。自此以后，在无边暗夜里，秘密电台边，两颗革命的心灵靠得更紧密了。

　　每次发报前，李白要先把一圈天线挂在阁楼内墙根，只将一头露出窗台少许。为了防止声音外传，他们从来不开门窗，怕引起别人关注，还要挂上双层深色窗帘，使用亮度最低的灯泡。夏天不透气的阁楼如同火炉般又闷又热，发一次报，衣服都能拧出水来。

李白使用过的电烙铁和钢丝天线

　　多年间，他们每次跨出大门，都做好了再也不能回家的准备。1942年中秋前夜，李白在阁楼上紧张发报时，被日军侦破逮捕。日寇对李白施以酷刑，但他坚决不暴露真实身份，一口咬定自己的电台是一个私人商业电台。他还嘱咐妻子要“爱护朋友，牺牲自己”。在丈夫的鼓励下，裘慧英也咬紧牙关，没有吐露半个字。直到1943年5月，经党组织营救，遍体鳞伤的李白才得以获释。

　　抗战胜利后，李白夫妇受命回到上海重建电台。不久，儿子的出生给这个秘密的小家庭带来了难得的欢乐。

　　1948年12月30日凌晨，一封直接关系着渡江战役进程的绝密军事计划必须及时上报。当时，担任警戒的妻子裘慧英已经发现了弄堂中的可疑身影。千钧一发之间，李白让妻子将儿子赶紧送到楼下掩护同志家中，同时毅然打开了发报机。在敌人的重重包围圈中，李白镇定地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随后被捕。

1946年1月19日，李白和夫人裘慧英、孩子合影于上海。

　　1949年4月，李白被秘密转押至国民党南市警察局蓬莱路看守所。在一位出狱难友的帮助下，裘慧英来到看守所后面一家民居的阳台上，得以与李白隔窗相见。当时，李白的双腿已被老虎凳压断，不能站立，只能靠难友的托举在窗口与妻儿见一面。他平静地对妻子说：“现在全国要解放，革命即将成功，我们无论生死，总是觉得非常愉快和欣慰的。”孩子伸出一双小手喊道：“爸爸，抱抱我。”李白说：“乖孩子，爸爸以后会来抱你的。”

　　没想到这次探望竟然成为一家人的诀别。1949年5月7日，李白被敌人秘密杀害于浦东戚家庙刑场，年仅39岁。

　　“我身已许国，再难许卿”，这是战争年代大多数革命伉俪的结局。纵情深似海、不舍万般，也只能默念着爱人的名字，向着死亡，勇敢而去。爱人、妻子、丈夫、同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共产党人。

　　穿越百年，尘封已久的这些爱情故事依然炽热滚烫，让我们感受到热血难凉的澎湃力量。这既是先烈们对小家的缱绻留恋，更是对家国的无私大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投身时代洪流，为革命事业前赴后继，书写横亘百年的荡气篇章。

　　（作者：黄黎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陶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