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荆楚文化是悠久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地位举足轻重。”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为湖北文物考古工作结合实际推进荆楚文化的研究阐释、深入挖掘文物内涵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力量。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发现的“郧县人”头骨化石，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天门石家河遗址、襄阳凤凰咀遗址和沙洋城河遗址等史前遗址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进一步揭示了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史形成与发展的脉络。

屈家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航拍（局部）

屈家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一角

　　作为湖北考古的起点和屈家岭文化的发现和命名地，屈家岭遗址于1954年在配合石龙过江水库工程建设而进行的考古调查中被发现，是实证长江中游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大遗址。它位于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地处大洪山南麓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是以屈家岭为核心，包括殷家岭、钟家岭和冢子坝等十余处地点为一体的新石器时代大型遗址，面积约284万平方米，距今约4200—5900年。

　　1955年2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云鹏主持了屈家岭遗址的第一次考古发掘，这是湖北地区进行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1956年6月至1957年2月，屈家岭遗址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858平方米。两次考古发掘初步揭示了遗址的文化内涵：出土遗物以彩陶纺轮、薄胎彩陶杯和彩陶壶最具特色；陶器组合中以双腹鼎、双腹豆和双腹碗等双腹器最为典型。

屈家岭遗址H359（编号为359的灰坑）出土的陶器

　　1965年，湖北第一部考古报告——《京山屈家岭》出版，命名了长江中游第一支考古学文化——屈家岭文化。屈家岭文化是长江中游最为强势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主导完成了长江中游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实现了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空前繁荣和统一，开启了该地区早期文明的新历程。

　　1989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屈家岭遗址进行了第三次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87.5平方米，共清理了13座土坑竖穴墓葬和两期文化堆积，确定了屈家岭遗址的年代上限并找到了屈家岭文化的主要来源即油子岭文化。

　　屈家岭遗址历经油子岭、屈家岭和石家河等史前时期，社会及文化发展具有鲜明的连续性。距今5300年前后，勃兴于汉东地区的油子岭文化开启了强势扩张，北上随枣，南下洞庭，西进峡江，首次将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纳入统一的文化共同体。这一时期的屈家岭遗址，是以屈家岭为核心，包括殷家岭、钟家岭和冢子坝共四处地点为一体的大型遗址，已确认墓葬区、居住区和陶器生产区等。遗址分布范围约105万平方米，是长江中游地区同时期规模最大的聚落，应为该地区的区域中心。屈家岭遗址发现先进的快轮制陶工艺和磨光黑陶生产技术、聚“族”而葬的墓地形态，为我们生动展示了油子岭文化的社会结构及发展高度。

　　距今5100年左右，屈家岭遗址所在的汉东地区率先从油子岭文化嬗变为屈家岭文化，聚落规模急剧扩大，分布范围从105万平方米扩展至284万平方米，社会加速发展。

　　2015年以来，为配合屈家岭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实施“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课题，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组建考古队，持续开展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收获。考古队会同航测和水利学等领域的专家，对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和综合分析。经过系统勘探和多地点解剖，新发现多组依势而建、规模庞大的史前水利系统。其中，对熊家岭、郑畈两处水利系统开展了详细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熊家岭水利系统位于遗址的东北部，包括水坝、蓄水区、灌溉区和溢洪道等，是已知构成要素最为齐备的史前水利系统。解剖性发掘表明：水坝分为早、晚两期，晚期坝在早期坝的基础上加高加宽扩建而成。早期坝的迎水面上沉积出淤沙层，其上有包含细小烧土颗粒与炭化杂草种子的灰烬层，晚期坝叠压着灰烬层，表明作为晚期坝“起建面”的淤沙层上曾荒草丛生，先民在对其进行烧荒处理后扩建水坝，推测可能发生在秋冬季的枯水期。依据出土遗物的特征，结合系统的测年数据可知，晚期坝的年代为屈家岭文化早期晚段，距今约4800—4900年；早期坝的年代为距今约4900—5100年，是迄今考古发现最早且明确的水利设施之一。

　　郑畈水利系统位于遗址的西南角，已确认水坝、蓄水区和溢洪道。水坝亦属土坝，为连接南北两端山体而营建的人工设施，因遭近现代取土破坏，现存坝顶高约2.3米、宽约5.2米，坝底宽约10米，长约580米。解剖性发掘表明，坝体堆积仅一期，其建造工艺、构筑方式、堆积特征与熊家岭水坝早期坝一致，测年数据表明其年代为距今约4900—5000年。

　　此外，近年，考古工作者在屈家岭南部台地发掘出一座面积约510平方米的屈家岭文化大型建筑（编号F38），依据建筑形制及特征，推测其为一处公共礼制性建筑。该建筑主体面积约340平方米，外围设施（或为廊道）现存面积约170平方米。发现有黄土台基和数量众多、体量巨大、结构清晰、建造工艺独特的“磉墩”，为已发现“磉墩”的最早形态，是史前先民为适应复杂地形、营造大型建筑而进行的创新，为中国古代土木建筑技术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依据，填补了中国建筑史的空白。已发掘的同时期大型建筑F15和F18、仓储类建筑F17和红烧土广场，皆位于F38以北，共同构成了屈家岭文化的高等级建筑区。值得关注的是，高等级建筑区的营建、熊家岭晚期坝的扩建和郑畈水坝的兴建，同时发生于屈家岭文化早期晚段，说明这一时期社会已进入加速发展的阶段。

　　长期以来，屈家岭遗址考古队高度重视多学科综合研究工作，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深度合作，除发现大型水利系统、高等级建筑区、墓葬和铜矿石等遗存之外，还探索到史前稻田的分布范围，出土已知最早的高温黑釉陶，在植物考古、残留物分析、制陶技术和土壤微形态研究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屈家岭遗址各史前文化时期是以水稻种植为主，兼以粟作为辅的农业经济模式。史前水稻遗存主要属于粳稻类型，驯化程度在油子岭文化早期即已达到现代栽培稻水平。残留物分析表明，遗址出土的陶杯和壶形器与先民的饮酒行为有关。制陶技术方面，发现国内已知最早的高温黑釉陶，将我国高温黑釉技术的历史提早了将近一千年。土壤微形态的研究证明，熊家岭水坝的营建并非简单的取土后堆筑，而是对不同性状的土料进行了搅拌和混合调配。

　　水利系统历经扩建增筑、改造升级，发挥出极其重要的作用。庞大的聚落规模、缜密的水利系统、独特的建筑工艺、成片的高等级建筑，反映出屈家岭遗址作为“壕堰式”聚落的典型特征，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与大型城址同级的新型中心聚落形态，是研究该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珍贵物证。

　　屈家岭遗址的治水范式，再现了江汉平原早期治水文明的壮美图景，水利系统集抗旱与调蓄、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等功能于一体，标志着史前先民实现了从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这不仅为史前单体聚落的水资源管理和利用提供了细节支撑，而且成为研究早期人地关系、社会组织等问题的重要考古依据。

　　屈家岭遗址的发现，第一次揭开了长江流域特征鲜明的史前文化的面纱。遗址出土的大量史前稻作遗存、蛋壳彩陶和磨光黑陶，不仅表明这里是长江中游农耕文化的发祥地，也说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文明的摇篮；持续进行的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多角度、多层面地揭示出史前文化的发展高度和社会复杂化程度，为探索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典型个案。1988年，屈家岭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入选“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2005年，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首批100处大遗址保护地；2021年，被公布为湖北省首批文化遗址公园，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2022年，被公布为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24年，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考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以坚定的文化自觉和高度的文化自信，溯源历史、寻脉中华，关心推动考古事业向前发展，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引前进方向。

　　2024年适逢屈家岭遗址发现70周年。七十载寒来暑往，四轮考古发掘凝聚着数代湖北考古人接力奋斗的心血，在此，我们深切缅怀张云鹏先生、王劲先生等考古先辈，他们青灯黄卷、风餐露宿，为屈家岭遗址考古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是湖北考古的奠基人。我们将沿着前辈们的足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保护利用好屈家岭遗址，传承发展好屈家岭文化，讲好长江文明故事。

　　（作者：陶洋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屈家岭遗址考古项目领队；供图：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屈家岭遗址保护中心）

　　（责任编辑：陶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