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关系作为一个学科及行业概念，形成于现代社会。因此，可以说，无论在古代东方还是古代西方，都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关系。正因为如此，标题中的公共关系是打引号的，指的是类公共关系或准公共关系；而古人关于“公共关系”的理念或理论，也只能称为类公共关系理论。了解这些理论、理念，对于我们深刻认识现代公共关系的来龙去脉及思想内涵大有裨益。

　　所谓类公共关系理论（或有关关系的理论）在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均有迹可循。

　　先说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从各自学派的立场出发，围绕如何处理国家之间、民众之间的关系以及君与臣的关系进行了广泛阐述。例如老子提倡“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思想；墨子主张“兼爱”“非攻”的与人为善的交往原则；兵家认为“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推崇“不战而胜”；法家以“性恶论”为理论依据，向帝王宣扬“法”“术”“权”“势”的治民之道；纵横家则鼓吹“远交近攻”“纵横捭阖”的政治、外交政策等等。

　　这方面更为系统、成熟的认识，当首推以孔丘、孟轲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他对“仁”字作过高度概括：“仁者，人也”，即认为“仁”是人际交往的最高道德原则。孔子还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强调人际交往中应讲求信义，“人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孟子也有不少相关论述，最著名的是他提出的“君轻民重”的观点。孟子非常看重舆论的作用，认为“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心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孔孟之后，儒家学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束了先秦以来“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唐朝魏徵和李世民将人民与帝王的关系比喻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进一步推动了“君轻民重”思想的发展。

　　由此可见，我国古代不少思想家都对“人”这个关系主体以及关系的处理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其中的许多见解具有普遍意义。

　　与中国不同的是，古代西方（主要指古希腊、古罗马）在人文关系的处理方面更加注重操作技术、技巧。古希腊的先哲们非常推崇修辞术、演讲术，这些都是研究如何“劝服”他人的专门性的技术与方法。例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修辞学》、苏格拉底的诡辩术，以及古罗马西塞罗的演说词，都体现了古代西方在人文关系方面的认知成果。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一书中，围绕如何通过语言来影响听众的思想与行为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阐述。按照他的观点，个人在修辞方面的能力，是他参与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条件，不具备这个条件，政治家的思想就无法有效地传递给民众，他也就难以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拥戴。西方公共关系学界对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评价很高，认为该书称得上是最早探讨公共关系理论的著作。古罗马的统治者也非常重视与民众的沟通，尤利乌斯·凯撒就是如此。凯撒认为，若要获得民众的支持，就必须以自己的思想去影响他们，采取的方法就是散发传单进行宣传、鼓动。说到“公共关系”实践活动，凯撒传讯可谓经典案例。高卢战争（公元前58年—前51年）期间，作为罗马总督的凯撒统率军队征战高卢。在军事远征过程中，凯撒命人将军队的情况用文字记录下来送往罗马。这些记录使用人民的语言，通俗易懂，在罗马广场广为传扬。当凯撒打了胜仗、率领军队返回罗马后，民众对他的感激和敬仰空前高涨，赋予他“祖国之父”的称号，从此凯撒大权在握，以独裁者的身份号令天下。凯撒还撰写了一本记录他功业的纪实性著作——《高卢战记》，他最终能够在政治上获得成功，这本书功不可没。

　　需要指出的是，古代类公共关系活动与现代社会的公共关系活动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自发性的要求，后者则源于社会运行的内在需求，是自觉性、能动性的产物。即便如此，古人在类公共关系理论中的一些观念和实践活动中的一些技术技巧，仍然值得今人借鉴。

　　（作者：程曼丽 北京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名誉院长）

　　（责任编辑：赵慧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