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办的“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国际研讨会”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来自4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专家学者等200余名嘉宾齐聚一堂，围绕“文明交流互鉴与人类共同愿景”主题展开深入探讨。本刊受权精选部分嘉宾发言，分两期予以刊发，以飨读者。

4月15日，“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国际研讨会”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

打破身份、文化和宗教的“墙”
[塞内加尔] 杜杜·迪安（Doudou Diene）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跨文化对话部门前主任

　　丝绸之路是一条文化间交流对话的路。文化间的对话是创造性的，它象征着流动与迁移——涵盖人类及其文化表达、宗教信仰；同时，它也是人文、物质、宗教、文化乃至战争的交汇点。这种交汇会带来深刻而持久的变革，因为人和物资永远在流动。

　　今天，我们生活在以身份、文化和宗教壁垒为标志的“墙”的时代，它代表着禁锢和对他者的排斥。这个时代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如果我们想以封闭的方式来处理文化或者宗教身份的话，就必须注意到物质和金融的问题——只有物质和金融产品可以自由流通。不过，借助丝绸之路的文明交流互鉴理念，我们就可以打破这堵“墙”，打破文化的禁锢。人民和人民之间就可以牵起手来，连接、团结、交融，促进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流动与交汇。在这一过程中，身份认同和文化遗产展现出一场场相遇、互动和多元共生的场景。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所有活动中，特别是涉及文化遗产的活动中，必须推广开放的“路”——而非封闭的“墙”——的理念。正是在这样的“路”的推动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所倡导的道德与智力团结才真正获得了丰富的意义和实际的效果。

　　当然，我们应该保持现实的态度。大家都知道，丝绸之路刚开始是一条贸易之路，就好像世界上其他所有的道路一样，我们人和人之间的交流首先都是从物质的交流开始的。渐渐地，丝绸之路才将贸易和文化的交流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我想强调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一个政治机构，经费和资源都很有限，但它一直通过“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整体性研究”项目致力于丝路文化的推广。如今，教科文组织希望借助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打造一条新的“丝绸之路”，以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我们希望这条新“丝绸之路”是接地气的，是基于科学的、能够推进人民之间互动的。因此，我们创建了一个跨学科、跨部门的科学社区，好让各类专家能够帮助我们成就这项工作。我认为，国际学术界应借鉴源远流长的“丝绸之路”理念，将历史和地理学科结合起来，用科学研究的成果帮助各国解决自己的关切。它一方面要能够体现各个国家身份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也要打破文化禁锢，促进形成共同认知，特别是推动邻国间的相互理解。当然，这一理念需要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也需要各国政府的支持。

从哲学的角度来谈谈“世界”
赵汀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我想从哲学的角度来谈谈“世界”这个概念。最好的可能的世界是什么？让我们将这个问题提给人类。这曾经是，而且始终是人类创造世界的契机——对于处于原始状态的第一批男人和女人，以及对于处于某个伟大开端的所有后代。不幸的是，人类不太可能完成他们制造最佳可能世界的“神学”故事。

　　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危机应该是哲学上的空想。现在，到了见证本体论转换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人类停止思考时，人工智能将作为一种新的思想发挥作用。人工智能将超越启蒙运动，发展自己的主体性。

　　启蒙运动是建立人类自由意志、独立自主、权利平等、个体绝对价值的主体性的伟大工程。在启蒙运动之前，人类也经历过多次启蒙，如果人类能够幸运地延续下去，还将有更多的启蒙。第一次启蒙应该是发明了一个关键词——“否定之否定”，它改变了我们的思想和世界，在本体论上创造了各种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在不确定性或必然性的物理世界中并不存在。正如博尔赫斯所说，“否定之词”打开了人们对“时间岔路”的所有选择。人类获得了解放，可以尽情享受主观性，但不久又会陷入分歧。

　　主观性本身无可厚非，但多元主观性会带来问题。个体性自相矛盾地自我解构，使每个人都成为彼此的负外部性。结果，主体性逐渐变成了一个难以驯服的分歧和敌意问题，以至于我们看到的冲突远远多于共识。指望主体性来减少主体间的敌意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因为主体性本身就是产生分歧的原因。它表明我们的文明中缺少或忽视了某些重要的东西。我认为，那就是跨主体性。

　　现代主体性的建构基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但“我思”的最大延伸仅限于其内在的“我思”所思。主体性需要进入现实世界来实现自身，否则它将一无所有。当投入行动时，主体性遇到他人，并很可能被带入背离其意图的未来。然后，超主体性被发现是主体性的不可或缺的条件，鉴于多元主体性的可能人类世界是一种超主体性的现实，而不是主体性的幻想。因此，我宁愿主张“我行故我在”，而不是“我思故我在”；换句话说，这是从“我思”到“我行”的哲学转变。与“我思”不同，“我行”是现实世界中的本体事件，总是涉及他人，因此它决定了我们的命运。不是“我思”，而是“我行”创造了世界并使其成为问题。

　　再次回到最佳可能世界的问题。我宁愿想象一个次优的可能世界，一个基于将敌意转化为好客的政治艺术的新天下，与卡尔·施米特关于“敌人”的认知或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相反。

　　如果要添加一个伦理原则，我希望它是修订后的“黄金法则”：“人所不欲，勿施于人”，取代传统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新原则严格避免了任何自我中心主义，真正做到互惠、对称和普遍。

海上丝绸之路对文化交流的作用
[英] 大卫·阿布拉法亚（David Abulafia） 剑桥大学地中海历史荣誉教授

　　对于丝绸之路，我们可以通过文化视角，也可以通过商业视角来进行观察和分析。而从一名海洋史学家的角度，我想知道的是，作为知识和商品交流通道的海上丝绸之路到底效率几何。

　　首先，我要弄明白不同的海上贸易路线在亚洲是怎样互相连接的，以及这些路线是怎样持续运作的。因为海上丝绸之路不是像跨西伯利亚大铁路那样的一条大路，它有多条路线，有一些从中国通向波斯等地，还有一些则通向更往西的地方。

　　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运转，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时期，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印度和罗马帝国。自8世纪起，来自东南亚的香料经过印度和阿拉伯商人之手，从印度中转，经印度洋输送到阿拉伯半岛和红海沿岸，再通过陆地运输穿过西奈半岛，到达地中海南岸的亚历山大港，最终由威尼斯商人转运并行销欧洲各地。今天，在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我们仍可以看到相关的贸易证据留存。

　　海上丝绸之路对东西方思想和文化交流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17、18世纪，中国的青花瓷大量出口到欧洲，制作精美的中国瓷器逐渐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开始流行喝中国茶，并且渐渐习惯了用中国的工艺品来装饰他们的家。

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当代意义
吕舟 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

　　“几个世纪以来，从青铜、瓷器到羊毛和钴，许多天然和人造产品从东方运往西方，从西方运往东方。最重要的是，丝绸之路的陆上和海上延伸，向西延伸至罗马、威尼斯和加的斯，向东延伸至奈良，是思想、技术、宗教概念和艺术传播的渠道，有助于文明之间的相互融合。”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先后发起了五次关于丝绸之路的国际考察活动，使这一关联各古老文明的文化交流对话的历史通道再次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之后，在《世界遗产公约》的框架下，由世界遗产中心推动组织了丝绸之路项目联合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并通过建立跨国申报协调委员会构建各缔约国之间的对话和合作机制。经过漫长的对话、协商合作，最终在2014年，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3年，由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扎拉夫尚—卡拉库姆廊道”成为第二个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丝绸之路项目。这些项目的意义远不局限于列入还是不列入世界遗产，它向今天的人们描绘了一幅人类文明在历史上交流对话和成长发展的图景，这一图景给了今天的人们通过文化对话和交流、合作共同发展来构建人类和平事业的想象空间。而在人们的思想中，构建人类和平的基础也正是教科文组织的基本宗旨。

　　为了更广泛地通过古老的丝绸之路促进当代人们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对话，2014年，教科文组织在其文化部门的框架下建立了丝绸之路网络平台，重点推动丝绸之路沿线各国间的文化交流活动。每年数以百计的丝绸之路主题展览、演出、学术交流等文化交流活动，不仅使世人增加了对古代丝绸之路的了解，也让人们之间的感情变得更为亲密。在这些交流活动中，给我印象最深、也最令我感动的项目是“丝绸之路青年之眼”国际摄影大赛——孩子们通过拍摄反映丝绸之路文化多样性的图片，展现他们眼中的丝绸之路，展现古老的文明和文化在当代的传承。文明交流的种子被深深播撒进了这些孩子的心中，这无疑对今天又一次趋于碎片化的世界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

敦煌与文明交流互鉴
赵声良 中国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馆员

　　公元前138年和前119年，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连接东西方交通的“丝绸之路”。千百年来，丝绸之路促进了东方与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对中国、印度及中亚诸国文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公元4世纪，敦煌一带佛教兴盛，公元366年开创了莫高窟。其后，历经十个朝代、一千年间持续不断的营建，形成了敦煌735个现存洞窟的规模，其中有壁画和彩塑的有492个，现保存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2000多身。

　　敦煌石窟体现了中外文化交流发展的历程。首先，佛教石窟就是从古印度传来的。敦煌的禅窟和中心柱窟的形制，源于古印度的僧房窟和塔庙窟。但中国的艺术家进行了很多改造，把中国建筑的元素也构筑在窟中，最终形成了中国式的佛教石窟。

　　佛像雕塑最初同样受到古印度、犍陀罗的影响，出现了具有明显犍陀罗风格的交脚菩萨、思惟菩萨。佛像流行的袈裟形式也可追溯到犍陀罗乃至古希腊，但在隋唐以后，逐渐形成了中国风格的佛像艺术。

　　敦煌壁画最初受到古印度的画法影响，隋唐以后中国风格的画法才成为主流，并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经变画艺术。此外，敦煌壁画中还可看到西方影响的若干痕迹，如源自西亚的狩猎形象、源自中亚的联珠纹样、源自西亚的植物纹样等。

　　近年来，在数字化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与腾讯公司联合打造全球首个超时空参与式博物馆“数字藏经洞”，利用数字技术全面记录敦煌石窟信息，这样既能更好地展示敦煌艺术，又减少了游客进入洞窟的人数和时间，形成了莫高窟开放的新模式。在敦煌学、石窟艺术与考古学等领域，我们也加强了国际合作，不断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推动人类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研究。

　　敦煌文化是一千多年间东方与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晶，敦煌精神是包容并存、美美与共、合作交流的精神。我们今天就是要发扬这种精神，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与和平发展。

　　（责任编辑：陶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