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近照

　　许多年后，当回首过去的选择，我不禁想：人生中的一些事看似偶遇，但过后想来又觉得似乎冥冥之中早有安排，正如我的翻译梦与中文的邂逅。

　　1977年，我18岁，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艾尔逊学院开设了中文系，这也是此后20多年间埃及高校唯一的中文系。第一批学生12人，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并成为1979年埃及第一批送往中国留学的五名中文系学生之一。从此，我与中国和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今已40余载。

　　都说爱好是最好的老师，这句话在我身上再次得到了印证。我酷爱翻译工作，从小就有个当翻译家的梦想，但那时只是一种天真的向往。我在大学二年级时就翻译过英文作品，那时我的中文水平还不够，但我对自己的阿拉伯语水平是信心十足的。我热爱自己的母语，并乐于也有能力用这一优美的语言来表达其他语言优美作品的思想。

　　中文为我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从1979年开始，我在中国学习、工作、生活了近20年，中国成了我的第二故乡，中国文化成了我第二个精神家园。随着对中国了解的加深，我意识到自己梦想的种子一定会在中文的沃土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我翻译的第一部中国文学作品是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的《日出》，1988年由科威特艺术文化部出版，面向22个阿拉伯国家发行。《日出》阿译本的出版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令我终生感到自豪。这本译著让我成为当代将中国文学作品直接从中文翻译成阿拉伯文的第一个阿拉伯人。当时29岁的我是多么欢欣鼓舞啊！我的翻译家之梦真的可以通过中文这种神奇的语言而实现吗？梦想的力量是如此巨大，它牵引着我在中国书籍阿译的道路上一往无前地走到今天。

阿齐兹翻译的曹禺《日出》阿文版封面

　　1990年，我开始翻译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加上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前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这是我早期最重要的一部译著，也是我最钟爱、付出心血最多的一部作品，我想特别说一说。当时读了这个剧本我就非常喜欢，我的中文老师也极力推荐，但我心里知道，这将是一项艰难的工程。

　　老舍先生这部杰出的剧作虽然只有三幕，总共才3万字，却概括地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前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变迁，也可以说是那个年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寓意极为深刻。我应该怎样翻译，才能让那些对中国的历史、现实、社会、人民都相当陌生的阿拉伯读者真正看懂这部享誉世界的传世名著呢？经过反复考虑，最后我决定，在剧本正文之前，用长篇前言的形式，把剧本中涉及的历史时期系统而详细地介绍给读者，将剧中一些估计读者阅读理解有困难的地方也都先作出详细的解释说明，至于人物分析和作者介绍更是必不可少的。这样一来，工程就大了，最终，这部译著正文总共只有123页，而我写的前言却占了135页的篇幅。

　　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写前言，效果怎么样呢？2002年，《茶馆》阿译本由埃及最高文化委员会出版社出版发行，一经面世，立刻受到读者们的热烈欢迎，并对我的前言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他们说，这个长篇前言不仅帮助他们读懂了《茶馆》，还让他们对中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表达了对老舍先生由衷的钦佩之情，希望可以读到更多他的作品。2005年，这部译著又由科威特世界戏剧系列出版社再版。

　　关于这部译著还有个插曲，我其实早在1991年就完成翻译并把作品交给了出版社，但由于海湾战争等原因，《茶馆》阿译本的出版整整推迟了10年。我当时深感遗憾，但现在看来，如果这部作品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那时大部分阿拉伯人对中国更为陌生，也许不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而在中国经济腾飞的21世纪初出版，似乎更恰逢其时，这也是这部作品的幸运。

　　由于广大读者的高度评价和专家们的一致肯定，《茶馆》阿译本获得了埃及国家翻译奖，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一则我的工作得到了认可，一则我为中国文化在阿拉伯国家的传播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现在回想起来，这部作品的翻译过程是十分艰辛的，如果说取得了一点成功，那除了我个人的努力之外，还和我的中文老师的帮助，以及当时我在北京查找资料的便利条件都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我一生中最重要的20年是在中国度过的，这里是我成长和走向成熟的地方，不管此后我去哪里，我的心总是和中国无法分开。我亲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目睹了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受到了一个伟大国家崛起的力量。这期间，我收集了很多第一手资料，非常希望把我在中国的所见、所感、所想告诉阿拉伯世界的人民，急切地想把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经验介绍给阿拉伯世界。

1988年，阿齐兹与曹禺相识，并结为异国文友。图为1992年12月13日，阿齐兹在北京医院看望曹禺。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因工作关系回到埃及定居。生活稍一安顿下来，我就开始着手撰写我的第一部阿文著作——《中国的尝试》，因为当时阿拉伯世界对中国还知之甚少，对当代中国的情况就更不了解了。《中国的尝试》出版后，成为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阿拉伯学者的参考资料，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学者引用我书中的内容。这也是一件令我倍感欣慰的事。此后，我在本职工作之余继续着我的翻译梦，陆续出版了20多部译著，内容非常广泛，从风俗文化、思想发展，到社会、哲学、宗教、外交、文学，等等，比较重要的译著有：《现代中国人：从过去走向未来》《中国思想发展史》《中国和美国——对手还是伙伴》《20世纪中国文学》《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国文化要略》《唐诗选译》《李肇星诗选》，以及话剧《蔡文姬》《名优之死》《咖啡店之一夜》，沈从文小说《边城》《萧萧》《丈夫》《虎雏》，铁凝小说《永远有多远》《哦，香雪》《谁能让我害羞》《阿拉伯树胶》，余华小说《活着》《第七天》，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陈河小说《红白黑》，等等。

阿齐兹翻译的沈从文《萧萧》阿文版封面

　　我的译著看上去内容确实比较庞杂，但除了几部剧本最初是因与一个专门出版戏剧系列图书的出版社合作才开始翻译外，其他著作都是我认为不能不翻译的。正是在翻译这些著作的过程中，我一步步走进中国的方方面面，既为我后来的翻译工作铺平了道路，也为搭建阿中文化桥梁打下一块块基石。因为之前有关中国的阿拉伯文书籍实在太少太少，我一边翻译一边解读中国，希望把这些著作用阿拉伯语传递给阿拉伯世界的读者们，也给那些想研究中国的阿拉伯学者提供更多的选择。

　　时光流转，世事变迁。用“沧海桑田”来形容中国40多年来的巨变是毫不过分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也在逐年加快。尤其是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来，中国走出去的方向更加坚定了。十余年来，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愈加命运相连，更多的人想了解中国、认识中国，这就需要我们这些翻译工作者更多更好地把中国介绍给他们。

　　我们常说，文学作品中往往能够听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脚步声和心跳声。因此，可以预见，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阅读中国文学作品，而中国文学也正在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加之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让全世界的目光转向中国文学。所以，近十年来，我的翻译方向也渐渐转向了中国当代文学，希望用我手中的这支笔为搭建阿中文化交流的桥梁作出一份贡献。之前我翻译出版的那些中国文学作品都受到了广大阿拉伯语读者的肯定。比如2010年出版的包括沈从文《萧萧》在内的短篇小说合集，在阿布扎比国际书展上获得“最畅销阿语书奖”。又如余华的《活着》阿译本，2015年由科威特世界创造系列出版社出版并面向22个阿拉伯国家发行，在阿拉伯文学界和文学评论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为了进一步了解当代中国文学，埃及作家协会专门举办了一场《活着》阿译本的研讨会，埃及著名文学批评家哈密迪·阿布阿哈德先生说：“在小说《活着》中，余华先生用最朴素的语言，成功地描写了一个鲜活的中国人的人生和命运。”另外，我翻译的余华小说《第七天》也获得了“埃及作家协会翻译奖”。

　　“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通心，更易沟通世界。”希望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进一步走入阿拉伯语世界，成为联结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心灵纽带。作为一个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爱好者、翻译者和传播者，是中文成就了我的翻译家之梦，我和中国的缘分也将在这条文化丝绸之路上一直延续下去。

　　（作者：阿卜杜勒·阿齐兹 (Abdel Aziz Hamdi) 汉学家、翻译家，埃及爱资哈尔大学语言与翻译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陶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