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联合收割机收割小麦的场景。视觉中国/供图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将“抓紧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放在首位，这既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需要，更是与二十大报告的“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相呼应，是对二十大报告精神的再部署再落实。粮食丰收，全局主动。面对当前复杂动荡的经济形势，粮食丰收为稳物价稳预期增信心、稳定宏观经济增长提供了坚实支撑，特别是对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人的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者是生产主体，在价值创造中是首要的、起主导作用的、最具能动性和决定性的因素。从发展与安全的关系看，保证农民种粮在经济上获得社会平均利润，是制定粮食政策的基调，是永保粮食稳定安全供给的常青树。“农民种粮能挣钱，粮食生产才有保障”。

一、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创下连续19年丰收的傲人战绩

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连续丰收，特别是最近8年，粮食产量都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我国粮食这种长时期、连续性保持增产的势头，展现出特有的内在规律和发展势头，正在改变千百年靠天吃饭的传统生产局面，对我国农业生产保持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了许多启示。最明显的是通过建设生产载体、打牢基础设施，进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缓解自然灾害带来的产量周期性波动。对于综合生产能力的判断，从现实上说，应当是基于产出指标的实现程度。如何衡量综合生产能力，本文选取了一些主要指标，即机械化率、高标准农田建设、科技进步贡献率等。

2022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2%，比2012年提高15个百分点。特别是主要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其中小麦、玉米、水稻三大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分别超过97%、90%和85%。农业机械化对粮食丰产丰收贡献明显增强，带动农业生产方式、组织方式、经营方式深刻变革，极大地把农业劳动力从粮食种植中解放出来，并降低了劳动强度。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粮食生产平均每亩用工数量从2011年的6.79个下降到2021年的4.33个，减少2.46个工/亩。

我国形成了基本农田保护、土地用途管制、耕地占补平衡、耕地退出平衡等在内的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体系。截至2021年底，全国已完成9亿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2022年继续建设1亿亩高标准农田，到2030年稳定保障1.2万亿斤以上粮食产能。通过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了农田防灾抗灾减灾能力，巩固和提升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建成后的高标准农田，亩均粮食产能增加10%—20%，为我国粮食连续多年丰收提供了重要物质支撑。特别是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提高了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把应对灾害能力从“十三五”时期的十年一遇提高到现在的三十年一遇。

中央始终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三农”发展的第一动力，农业科技实力持续提升、装备水平明显增强，为农业农村全面发展提供了强劲动能。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由2012年的54.5%提高到2022年的61.5%。同时，涌现出一批农业科技标志性成果，整体研发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逐步缩小。目前我们的科技转化水平仍不高，农业科技增产潜力巨大。如何加快缩小我国粮食生产水平和理论产量的差距？当务之急就是要进一步挖掘科技和装备的支撑潜力，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农业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二、我国已建立起多维立体的粮食支持政策，有力稳住粮食播种面积不滑坡

2004年以来，中央逐步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基本形成了稳定粮食生产能力、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调动地方抓粮积极性的政策框架体系，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现行的粮食支持政策体系主要包括以最低收购价政策为代表的兜底粮价，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一次性补贴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产粮大县奖励促进地方政府抓粮积极性等。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我国不仅稳住了粮食播种面积，还有粮食产量的增长。2022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7.75亿亩，比2004年增加2.51亿亩，比2012年增加1.06亿亩。

2004年，我国开始对早籼稻和中晚籼稻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2006年，出台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后来，又相继实施了玉米大豆临储政策、大豆目标价格政策、玉米市场化收购加定额补贴的新机制。目前，只有稻谷、小麦维持最低收购价政策，同时确定了“稳框架，增弹性”的调整思路。以最低收购价为代表的价格支持政策是国家兜底粮价、保护农民合理收益的有效举措。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国家每年适度提高最低收购价格，对小麦、稻谷市场价格形成利好支撑，兼顾了种粮收益与后续市场平稳运行的双重目标，释放出提振市场信心和保护种粮农民积极性的强烈信号。这种信号意义影响深远，远大于实际经济价值，显示出稳产保供、中国人的饭碗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战略性。

目前，我国已建成包含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生产者补贴、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补贴等在内的系统补贴体系，同时，伴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中央财政收入增加，粮食生产补贴容量保持稳定增长趋势。2022年，中央再次向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农资补贴400亿元，有效缓解了农资价格上涨带来的种粮增支影响。按照2021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一次性补贴发放规模及耕地面积来计算，为种粮农民每亩增加收入近百元。

为调动地方政府抓粮积极性，我国出台了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并不断加大奖励力度。2005年，中央财政出台产粮（油）大县常规奖励资金政策，奖励初始资金为55亿元。此后每年持续快速增加，2009年达到175亿元，奖励覆盖1000多个县；到2020年，进一步增加到466.7亿元。2022年底，我们在河南省调研了解到，2021年周口市获得奖励资金4.2亿元，作为财力统筹使用，其中商水县9017万元、太康县9759万元、淮阳区8248万元、沈丘县6036万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5%左右。从政策效果上来看，产粮大县奖励有效补充了基层公共运行资金缺口，对调动县乡发展粮食生产起到积极作用。

2022年9月4日，在贵州省榕江县古州镇八吉村，村民趁着晴好天气抢收稻谷。人民图片/供图

三、种粮效益不如“种菜打工”，保护和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一直是个大问题

保障粮食稳定安全供给，离不开相关要素投入保障、科技支撑和不可或缺的政策支持，但农民作为种粮生产的最终微观决策主体和实践主体，其主动性、积极态度直接决定着上述三大要素对粮食生产的作用效果。相比“种菜打工”，粮食比较收益低是挫伤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关键因素，其主要体现在粮食价格涨幅低、种粮亩均收益低和劳均种粮收益低三个方面。

从我国粮食价格涨幅看，粮价头顶“天花板”难以突破。2000年我国三大粮食作物出售均价为0.97元/公斤，2021年为2.57元/公斤，20多年来涨幅仅为166%，年均增长4.99%。另一方面，全国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显著提升。2000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721元，2021年达到35128元，增加844%，年均增长11.88%。相比之下，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远超粮价涨速，粮价难以支撑农民种粮收入增加以及调动积极性。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这意味着仅靠种粮跟不上收入增长步伐。

从各农作物亩均比较收益看，粮食亩均收益始终处于垫底地位。农民种粮多处于微利甚至亏损状态。2000年我国三大粮食作物亩均净利润为-3.22元，而花生和油菜籽两种油料作物亩均净利润为11.61元、蔬菜亩均净利润为1112元，分别为粮食收益的5倍和36倍。可见，粮食亩均收益远低于其他作物，且这一状况一直延续至今。2021年我国三大粮食作物亩均净利润116.82元，相比2000年增加了147.79%，但对比其他作物收益仍不高——2021年蔬菜亩均净利润3072.70元，是粮食收益的26倍。农民弃粮改菜是比较收益选择的结果。

从劳均种粮收益看，农民种粮收益与外出务工差距巨大。2000年我国种粮农民劳均年收益430元，而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项农民工调查结果表明，2000年农民工月均工资617元，单月工资就已高于农民种粮的全年收入。根据相应测算，2021年我国种粮农民劳均年收益7284元，仍远低于农民外出务工收入。《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农民工月均收入4432元，如按10个月计，务工劳均年收入可达到44320元，是种粮农民收入的6倍多。可见，农民种粮收益与外出务工收入相差悬殊，很难支撑农民种粮积极性。

四、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要节本、降本、增效和支粮多管齐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稳定发展粮食生产，一定要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让主产区抓粮有积极性。”在我国粮食连续丰收的同时，粮食生产的物质和服务费用快速上涨，步入高投入、高成本阶段。而且，成本压力无法向市场价格传导，“两头挤”导致种粮收益空间日益缩小。在我国原粮整体竞争力不足的背景下，我们要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节本、降本来增强粮食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加大政策支持，延长粮食产业链，促进粮食全产业提质增效。所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要统筹谋划做好节本、降本、增效和支粮的八字文章。

通过规模经营、机械替代、科学减施节约成本。积极推广土地股份合作、托管代管、联耕联种等方式，实现规模经营，以发展家庭农场、现代农业公司等为抓手，鼓励经营主体之间联合、合作，通过专业化分工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实现成本分摊。尽快改变我国农机研发、制造落后的局面，加强关键技术、关键领域、关键环节的科研攻关和基础支撑条件建设，深入挖掘农机装备在粮食增产增效方面的潜力，重点围绕双季稻机械化移栽、玉米籽粒机收等薄弱环节和丘陵山区机械化短板，推广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通过推动农业生产要素集约化利用，提高资源组合效率，运用市场化、多元化的科技服务创新，逐步让精准、科学、高效、减量的生产技术进村、入户、到田，以减少物耗。

通过合作组织、公共投资降低成本。增强小农户与大市场的衔接能力，提升合作化、组织化程度，通过集中决策、统购统销等方式，降低交易成本，增强市场议价能力及对市场波动的研判、预警和应对能力。加大一般服务性质的“绿箱”支持投入，推动政府的公共投资替代粮农的私人生产投入，让粮农在同等支出下获得更大产出或以更少支出获得同等产出，从而相应降低粮食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

通过延伸链条、优质优价、循环利用增加效益。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提升粮农产业化经营及分红收益，是提高我国粮食生产经营效益的重要路径。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数量与质量并重，推进优质粮食工程，推动优粮优产、优质优价，加快建设与我国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现代化粮食产业体系。推动循环经济，鼓励探索多途径实现粮油副产物循环、全值和梯次利用，提高粮食综合利用率和产品附加值。

通过价格支持、种粮补贴、保险兜底保障收益。适度提高最低收购价，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粮食成本宏观调控监测预警系统，实时启动调控预案，引导市场价格回升。稳步提高补贴标准，加大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力度。特别要增加对主产区种粮农民的补贴，使种粮补贴增幅高于成本涨幅。持续推进主要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的“扩面、增品、提标”，鼓励和引导商业保险机构开发针对性强、发展前景广的商业保险新产品，逐步形成“财政补贴险种＋商业险”的农业保险保障新模式。

（作者：钟钰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产业室主任、研究员，张新仕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农业信息与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陶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