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什么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一直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中外学者所共同关心的问题。今天，以历史后来者的眼光看，这其中的本质，是因为他们来自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力量源泉。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特有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2023年是延安双拥运动开展80周年，也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实现党的二十大作出的战略部署，需要亿万军民同心同德、不懈奋斗，不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塑造新型军民关系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在秋收起义失败后，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抵达井冈山。经过长途跋涉，战士们又饥又渴，有的战士随手就挖老乡家的红薯来充饥。毛泽东得知情况后，向部队讲话，要求战士们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为此，他宣布了行军纪律：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

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攻克江西遂川县城后，部队中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有的战士没收了小贩的货物，甚至把药店里的秤也拿走了。毛泽东进城后，不断找群众谈话，了解群众对部队的反映，发现了不少问题。身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深感不安，觉得有必要作出一些具体的规定，规范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的行为。于是，他在遂川县李家坪集合部队，宣布“六项注意”：捆禾草；上门板；买卖公平；言语和气；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骂人。同年4月3日，毛泽东在湖南省桂东县沙田集合部队进行纪律教育，正式宣布和解释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和“六项注意”（捆铺草，上门板，买卖公平，言语和气，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体现了人民军队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一幅写着红军“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包袱皮

1929年1月，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六项注意”又增加了两项：洗澡要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形成了最初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30年夏，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制定了《红军士兵会章程》，对士兵委员会的任务、职权、组织、工作、经费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正式收入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为了广泛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除了编印成宣传教材，红军还将其作为标语书写在墙上或者编成歌曲。1935年秋，为配合当时红军的政治纪律教育，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和宣传科长刘华清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改编成歌曲，在全军广为传唱，成为最流行的革命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红军军规，在红军指战员中广泛宣传并严格执行，从而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保证了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也成为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军队和军阀部队的鲜明特征。

军民团结是人民军队战无不胜的密码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1936年，红军先后进行了东征和西征，将陕甘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根据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同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主力东渡黄河，奔赴华北抗日前线。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甘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并成立了边区政府，首府延安。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是敌后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施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困，给边区造成严重财政经济困难，全民族抗战遇到空前的困难。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举起了团结抗战到底的鲜明旗帜，肩负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主要责任，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成为主要的对日作战方式，人民抗日力量在战斗中成长壮大起来。

1942年，晋察冀边区发生了罕见的旱灾，再加上日军实行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边区经济遭遇严重困难，“秋收后产量只相当于往年的三四成”，群众“连个秋饱都闹不上”，多重灾害导致的后果持续了很长时间。许多老百姓背井离乡，出外逃荒，不少人要靠上山剥树皮、摘树叶、挖野菜充饥。八路军部队也以黑豆、麦麸充饥，由于严重缺乏营养，战士中各种疾病持续流行，严重影响了部队战斗力。

艰苦的环境下，为了照顾群众利益，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下了一道特殊的军令，要求各部队、机关、工厂、伙食单位，一律不准上山采摘树叶与民争食，违令者按违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处置。这在中外军事史上都无前例可循，也在晋察冀根据地群众中引发了热烈讨论，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地位，从而更加赢得了他们的拥护和爱戴。在山东和苏中、苏北等各根据地、解放区，也曾有类似严禁与民争食的命令发布。

为了进一步加强军民、军政团结，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倡导下，从1942年底开始，陕甘宁边区掀起了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运动。1943年1月15日，边区政府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指出，拥护军队是各级政府与全体人民应有的责任与任务，并检讨了政府在拥军优属工作中的缺点；1月25日，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发布《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强调：“边区军队与边区人民，像鱼和水一样，是分不开的，军队脱离了人民，就无法打胜仗，无法存在。”这是在党和军队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将军民关系形容为鱼水关系。这一形象比喻，清晰地阐释了人民军队的力量源泉来自人民，是人民军队战无不胜的密码。

1943年2月1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公布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个拥政爱民公约。

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也决定1943年1月25日至2月25日为全边区拥军运动月，并规定每年春节前后，要隆重慰问驻军。1943年2月恰逢旧历新春，陕甘宁边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军地互助、拥军爱民运动。一方面，各地驻军部队积极组织、帮助地方开展学校和民众教育，提高群众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帮助当地群众进行卫生知识普及，义务为群众看病治病、打扫卫生等；积极对当地群众及抗属、军烈属、政府工作人员家属进行访问、慰问、拜年、送贺礼等，对他们的生产生活进行帮助扶持。另一方面，边区群众也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拥军活动。据统计，仅延安所辖9县1943年慰问八路军和抗属的现金、物品即折合边币10万余元。通过开展这些活动，军民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军民团结大为增强。

广泛开展“双拥”运动，让优良传统传承下去

陕甘宁边区“双拥”运动的经验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毛泽东起草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信，要求各根据地仿照陕甘宁边区，“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明确要求把拥军优属工作作为党中央制定和实施的十大政策之一，以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同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规定旧历正月为拥政爱民月和拥军月的指示》，指出：“明年军队的拥政爱民运动及民众的拥军运动，应规定于旧历正月举行，不应在阳历一月举行，以便利用群众过旧历新年的习惯。应规定明年旧历正月全月为拥政爱民月及拥军月，以便各地、各部在这一个月内选择一周或两周举行这个运动。”从此，每年正月开展“双拥”运动，就成为军队和地方的光荣工作传统，并延续至今。

晋察冀边区八路军战士学习“拥政爱民公约”。

在陕甘宁边区开展拥军优属运动的示范作用推动下，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北方局、华中局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相继发出开展拥军优属运动的指示，晋察冀、晋东南、山东、皖江、苏南、苏北、华南等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从当地抗战的实际出发，纷纷制订了相应的拥军优属法令和规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拥军优属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陆续公布的双拥公约总计有10余个。

抗战时期根据地群众订立“拥军公约”。

解放战争时期，“军爱民、民拥军”的“双拥”运动业已成为优良革命传统，成为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制度保障，也为建立新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仅在淮海战役中，支前民工就达500多万人，运粮、运弹药使用大小推车80余万辆。淮海战役胜利后，毛泽东亲笔题词，称赞这是“人民的胜利”。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渡江战役纪念馆时，再次肯定了人民群众在解放战争中的巨大贡献：“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创造，是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作出了特殊重要的贡献。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需要继承和发扬“双拥”光荣传统，不断增强军政军民向心凝聚力、奋进团结力，汇聚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不断谱写新时代双拥工作新篇章。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海外统战宣传模式与经验研究（1921—1949）”（项目号21BDJ08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及供图：王明亮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陶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