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7日晚到10日，我一直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关注着习近平主席的沙特之行：当习主席乘坐的专机进入沙特领空时，4架沙特空军战机升空护航；专机进入利雅得上空后，6架“沙特之鹰”礼宾护卫机伴飞；专机抵达法赫德国王机场时，伴随着21响礼炮的鸣放，礼宾护卫机在空中拉出象征中国国旗的红黄两色彩带；紧接着，习近平主席出席首届中阿、中海峰会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同近20位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次外交行动，谱写了中阿关系崭新的历史篇章，几乎每一个细节都让我眼睛湿润。

阿拉伯国家地处亚、非、欧三大洲接合部的西亚北非地区，那是一片神秘的热土，哺育过两河流域文明和尼罗河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发展繁荣作出过杰出贡献。这里民族繁多，文化多样，其中阿拉伯人占大多数，分布在22个阿拉伯国家，总面积约132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4.15亿。

光阴荏苒，岁月如流。作为前驻沙特大使和驻埃及大使兼驻阿盟全权代表，自1971年开始从事外交工作以来，我就一直同阿拉伯国家打交道，40多载相知相交折冲合作，把自己的报国热情与中东这片热土连在了一起，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所有阿拉伯国家，先后在伊拉克、埃及、叙利亚、沙特常驻，单是在尼罗河畔就度过了13个春秋，留下的记忆深刻而美好。如今虽已离开外交前线多年，但我一直心系中阿关系发展，以欣喜之情关注习近平主席在利雅得出席“三环峰会”，中阿双方在面对全球挑战中共同作出加强团结协作的战略抉择，在中阿友好交往史上树起一座新的丰碑。

万隆会议开启我国对中东外交新纪元

古丝绸之路的凿通，把中国与中亚、西亚至地中海周边地区连接起来，成就了我国早期的对外开放，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带来新活力。但近代以来，阿拉伯国家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同我国一样经历了一段受强权欺辱不堪回首的历史，我国和阿拉伯国家的交往较长时间濒于停滞。在上世纪中叶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中阿成为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的战友。随着1949年新中国成立和阿拉伯国家相继获得独立，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维护民族尊严、捍卫国家主权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开创了中阿友好交往的新纪元。

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期间会见埃及总统纳赛尔。埃及驻华大使馆/供图

1955年第一次亚非会议（“万隆会议”）的召开，是亚非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新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自主举办的会议，也为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相知相交提供了历史机遇。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团与会。在会议出现严重分歧之际，是周总理提出的“求同存异”理念扭转了局面，也成为会议成功的定海神针，为新中国外交树立了一座丰碑，也为开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奠定了基础，打开了新的篇章。

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与埃及、沙特、也门等多个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广泛接触，与当时的阿拉伯世界风云人物、埃及领导人纳赛尔更是彻夜畅谈，互通各自国内情况，共商亚非团结，以推动亚非民族解放事业向前发展。万隆会议让纳赛尔等阿拉伯领导人直接认识认知了新中国，中方也对风云变幻的中东有了更深入清晰的了解，为此后开展交往并建立关系奠定了基础。1956年5月30日，埃及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成为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紧接着，叙利亚、也门、摩洛哥等西亚北非国家陆续同中国建交。一大批新获得独立的国家走上国际舞台，在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浪潮中守护相望，在捍卫国家独立主权的斗争中相互同情相互支持，中国的朋友圈不断扩大。

1963年12月中旬至次年2月初，周恩来总理在陈毅副总理陪同下对埃及（时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苏丹等非洲10国的访问，在重获生机的非洲大陆上吹起了强劲的“中国风”，在中非、中阿交往史上树立了一座永久的丰碑。在访问的第一站埃及，周总理提出我国对同非洲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五项原则”，体现了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的新型国家关系精神，让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亚非国家更加深入人心。

2013年3月31日，沙特王储兼副首相、国防大臣萨勒曼在利雅得会见时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吴思科/供图

几十年后我在埃及任大使期间，还经常有埃及友人深情讲述对周总理访问埃及的美好回忆。时任埃及外长盖特（从2016年起担任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有一次在同我谈完工作之后说起周总理访问埃及的往事，他说：“周总理访问埃及那年，我还是个中学生，挤在夹道欢迎的人群里目睹了周总理的风采，至今留在我的记忆里。周总理的那次访问在非洲留下的影响非常深远。”

1971年，阿尔及利亚等国提出的“两阿提案”在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包括13个阿拉伯国家在内的76国投了赞成票，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成为国际关系史上永恒的经典瞬间。

改革开放为中东外交开辟新天地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国外交也进入新阶段。我很幸运在开始外交生涯不久就投身其中。当时，邓小平同志在对国际各种力量对比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的论断，外交上明确强调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愿意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外交政策的调整为我国外交工作注入新的活力，为我国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创造了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也为我国对中东外交带来崭新的局面。我国于1990年与沙特阿拉伯王国建交、1992年与以色列国建交后，实现了与中东国家外交关系全覆盖，中国的中东外交进入更加生机勃勃的新阶段。

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是各方关注的中东问题的核心，也是二战后延宕时间最久的地区热点问题。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合法民族权利的斗争一直是中国中东外交的核心内容，也成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建立良好关系的重要基石。冷战结束后，中东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谈判方式解决争端成为巴以双方的选择。中以建立外交关系，使我国在多边外交中处于更加主动灵活的地位，开启了对中东地区“劝和促谈”的全方位外交。在上世纪90年代初活跃的中东和谈活动中，我作为中东事务主管官员多次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全面介绍中国对中东问题的政策主张，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由于中国与争端各方都保持良好关系的独特地位，中国的参与受到各方欢迎；中国既坚持原则立场，又积极促和的独特作用也为各方重视，扩大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大有“黑云压城”之势。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情。关键时刻，阿拉伯国家在帮助我国打破封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89年9月，钱其琛外长率先出访埃及、约旦、叙利亚、突尼斯四个友好国家，四国领导人对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部干涉的斗争表示理解和支持，一如既往发展对华友好合作。同年12月，国家主席杨尚昆应邀访问埃及、阿联酋、科威特和阿曼四国，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对打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制裁起到重要作用。1990年5月，时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访华，邓小平同志作为老朋友同他亲切会见和深入交谈，关于中国不能乱，中国如果乱了对谁都没有好处、谁也承受不了的那场掷地有声的谈话，通过政坛老友传递给世界，起到了震撼性效果。我有幸参加上述活动，见证有历史意义的时刻，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

21世纪伊始中阿关系迈上新台阶

进入新世纪，国际形势发生深刻的变化，特别是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推行“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在反恐的旗号下发动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阿拉伯世界面临巨大压力。而中国正进入对外开放合作发展的快车道，进一步提升中阿合作关系成为双方的共同愿望。于是，承载这一使命的中阿合作论坛应运而生，成为新时期中阿开展集体对话和互利合作的重要平台。

当年论坛成立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2004年1月，我出任驻埃及大使不久，欣逢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并在访问阿盟总部时与阿盟秘书长共同宣布中阿合作论坛成立。随着中国与阿盟各方面交往的增多，在论坛成立一年之后，我荣幸地成为首任中国驻阿盟的全权代表。经过18年的发展，论坛框架下已建立起部长级会议、高官会、高官级战略政治对话、中阿能源合作大会、中阿友好大会、中阿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等17项合作机制，其中部长级会议已轮流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举办九届，成为推动中阿关系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国际上树立了跨区域合作的成功典范。

2010年底开始的“阿拉伯之春”给中东地区带来大动荡大变革，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外交也面临新的考验。当时，我作为我国中东问题特使，多次赴动荡国家考察调研，在与各国政府交流的同时，也更重视公共外交，同不同党派和政治力量进行接触。

2014年7月15日至26日，时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对巴勒斯坦、以色列以及中东地区有关国家进行访问，为尽快实现巴以停火、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展开斡旋。图为24日吴思科特使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迈沙阿勒。吴思科/供图

不论中东地区形势如何发展变化，中国始终坚持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正义事业的立场，持之以恒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这是我国中东外交的一张靓丽名片，得到阿拉伯国家的高度赞许。我清楚地记得，中共十八大后不久，中方就邀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于2013年5月上旬访华，反映出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直面中东地区热点问题，愿意在推动热点问题解决方面作贡献，体现了大国的担当。在接待两位领导人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就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提出了“四点主张”：一是应该坚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巴以两国和平共处这一正确方向；二是应该将谈判作为实现巴以和平的唯一途径；三是应该坚持“土地换和平”等原则不动摇；四是国际社会应该为推进和平进程提供重要保障。这两起重要访问的前后，我作为特使两次访问中东多国和阿盟总部，介绍中方的主张，深感中方立场和努力得到阿拉伯国家的高度认可，也获得了各方的积极反响。

“一带一路”引领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把古丝绸之路孕育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与新时代中国倡导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相互融合衔接，弘扬了东方智慧，强调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体现了具有中国新时代特色的外交创新思维。阿拉伯国家地处“一带一路”交汇地带，历史渊源和现实需求使其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天然的合作伙伴。阿拉伯国家热情欢迎积极参与共建，并主动把各自的发展战略和愿景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对接。2014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提出中阿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即构建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的“1＋2＋3”合作格局，并首次提出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倡议。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阿盟总部发表演讲时，提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四大行动计划，即高举和平对话旗帜，开展促进稳定行动；推进结构调整，开展创新合作行动；促进中东工业化，开展产能对接行动；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开展增进友好行动。正是得益于“一带一路”建设与阿拉伯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契合，双方共同营造出积极推动油气合作、低碳能源合作“双轮”转动，金融合作、高新技术合作“两翼”齐飞的令人鼓舞局面。目前，中国已同21个阿拉伯国家及阿盟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合作成果惠及双方近20亿人民。

共建“一带一路”落地之处，人文交流也丰富多彩，不断增进民心相通。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为全球抗疫合作树立典范，成为中阿命运与共的生动写照。

这次习近平主席面向阿拉伯世界的外交创举，正值当今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都面临实现民族振兴、加快国家发展的历史任务，相似的历史机遇和挑战，使双方加强团结合作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变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阿峰会上发表的主旨讲话，提炼跨越千年、历久弥坚的中阿友好精神，提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阿命运共同体并规划了前进路径，宣布中方将同阿方一道推进“八大共同行动”，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一起对新时代中阿关系发展作出了顶层设计，表达了双方在更宽领域更高层次发展合作，开启中国同阿拉伯世界关系新时代的共同意愿和需要。

《首届中阿峰会利雅得宣言》作为历史性文件，汇聚了中阿在双方关系发展以及重大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战略共识，展现了双方加强团结协作、维护多边主义的责任担当。它像一座灯塔指明了中阿长期合作的路径，昭示中阿双方将加强团结协作，助力各自民族复兴，促进地区和平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一致同意全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古老的丝绸之路让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先人们走在了古代世界各民族友好交往的前列，首届中阿峰会不仅是中阿关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也具有超越双边和地区范畴的重大国际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我相信，中阿双方将以首届中阿峰会召开为契机，不断充实和深化中阿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合作格局，携手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造福中阿双方人民，让两大古老文明在新时代交相辉映，绽放新的异彩！

（作者：吴思科 中国前中东问题特使，前驻沙特、埃及大使）

（责任编辑：高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