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标志性建筑——九层楼 视觉中国/供图

　　1987年5月，我和朋友第一次去敦煌旅游。在那之前，我仅从读过的书中知道这些神秘佛教洞窟的存在，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本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梅维恒（Victor H. Mair）教授的《敦煌通俗叙事文学作品》。这本书为读者打开了一个惊人的世界：这里有许多来自印度的白话故事，它们创造了跨越时空的叙事世界。从他的参考文献和引文中我了解到，敦煌遗址本身就涵盖了多个时空，从数百个有着多元文化背景和体现古人宇宙观的彩绘洞窟，到藏经洞，还有数万份手稿，包括各种宗教、历史、文学文本等。此外，还有代表欧亚大陆不同文化的多种语言。这一切，以及世界上最伟大的佛教艺术收藏，都独特地融入了一个相当偏远的考古遗址——敦煌莫高窟。刚到敦煌的那天恰好是我的生日，我们好奇这些洞窟离绿洲究竟有多远，就在当地租了自行车，在沙漠中骑行来寻找这座宝库。

　　当时，我并未想到，那一天已经为我未来30多年研究敦煌的职业生涯埋下了伏笔。从远处看，那座一直延伸到莫高窟的小山，坡度很缓，似乎很容易骑上去，距离也没那么远。但它却具有“欺骗性”：这是一次非常缓慢而艰难的骑行，目的地似乎永远遥不可及。就像第一次骑自行车一样，我不知道自己一生致力于研究敦煌学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我研究得越多，对敦煌遗产的了解似乎就越遥远。沉浸在这些研究中，我感到知识的财富无穷无尽、无限迷人。就像穿越沙漠一样，我必须坚持到底。简言之，这次旅行为我带来了之后更多的旅程，我先在巴黎高等研究应用学院（伯希和、戴密微等著名汉学家曾在那里任教）和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之后到了费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梅维恒教授。他的研究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并开启了我的第一次敦煌研究之旅。

　　我之所以提到这些，是因为对我来说，敦煌的地理位置、敦煌研究院以及敦煌学的学术领域都对我有着很深的个人意义和价值。因为这个非凡的缘分，敦煌、敦煌研究院和敦煌学现在成为我生活的重心。2018年，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邀请我来敦煌研究院做研究员，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到这所知名学术机构工作，是我30多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

　　在中国，在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学术研究机构工作，的确让我非常激动。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敦煌研究院调研，不仅凸显了莫高窟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珍贵遗产的重要性，也凸显了敦煌研究院几十年来在保护这一遗产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自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成立以来，成百上千的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保护和传承敦煌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真正体现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

　　经过敦煌研究院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国与世界共享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从我1987年到莫高窟参观以来，中国乃至世界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是在1987年，敦煌莫高窟作为中国第一批入选的6项遗产之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现在，中国拥有的世界遗产总数居世界第二，而其中世界自然遗产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数量均居世界第一。中国是近年全球世界遗产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高度重视，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不仅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而且能够助力人类文明赓续和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要了解遗产和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我们可以用生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来类比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生物多样性是我们的星球最重要的特征。正是生物多样性及其无数次的相互作用，使地球在数十亿年里都适宜居住。因此，生物多样性对于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进程至关重要。生物多样性代表了数百万年来进化物种所学到和积累的关于如何在地球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条件下生存的“知识”，这些都是生物多样性衍变的成就和值得学习的地方。人类是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生物多样性造就了我们，并将影响我们未来的命运，无论好坏。

2019年11月，史翰文与“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女常沙娜在参与纪录片《敦煌：生而传奇》拍摄期间合影。史翰文/供图

　　就像创造生物多样性的无数联系一样，文化也是通过跨越时间和地域以及大小文明之间的无数人类互动而形成的。因此，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几千年来积累的成果，是一种关于人类如何生存和繁荣的知识。这些互动越复杂、越和谐，文化成就就越丰富。过去的文化多样性可以为未来的新视角和创造方式提供资源和模板。这些历史和文化资源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机会，让我们在向古人学习的同时，开始反思我们与他们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文化成就。但文化遗产也像生物多样性一样，一旦失去，就永远消失了。正如没有人会质疑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一样，一旦形成正确认识，没有人会质疑文化多样性对人类创造力及建设更美好未来的影响力。敦煌文化是众多文化在戈壁深处的一片小绿洲中积淀的结果，是这种文化多样性的一个深刻例证。

　　但敦煌文化的多样性还有更多需要探索的地方。我们需要了解它是如何产生的，是什么特殊的动力使它得以发生。我们可以在敦煌看到，文化显然受益于互动，而莫高窟的遗产和文物则是在和谐的互动中产生的。文化接触不应被视为某种零和博弈，不是其中一个文化群体必须主导其他群体。莫高窟艺术的普世性和包容性清楚地表明，合作才是工作的首要原则。任何一种狭隘的孤立主义都可能阻止我们今日所见敦煌文化之复杂和美丽的形成。这种互动的最终结果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文化交流，而是一种深刻且复杂的和谐交融，由此产生了新的艺术创作、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就像对待生物多样性一样，我们可以继续以新的方式去尊重和理解这种文化多样性，从而为提升个人和社会福祉提供支撑。

　　敦煌文化及其多样性之所以能够产生，是因为这里的人们有开放包容的胸怀和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期间指出，“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和个人的价值自信与提升人的幸福感密切相关。这种自信反过来又让一个人能在向他人学习的同时，坚持自我，吸取他人之长。同理，一个承认自身文化成就的国家可以在对本国过去已经取得和现在正在取得的成就的认可中，满怀信心地向前迈进，从而在未来更上一层楼。

　　1987年在敦煌旅游期间，我无法想象我未来的生活会如何展开，更无法想象在我有生之年中国发展如此迅速、变化如此深刻——它改变了数亿人的生活。那时，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博大精深也没有任何感觉，而今，我通过研究中国的文化遗产获得了更好的视角，认识到这样的转变有其合理性，也令人印象深刻。我为自己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目睹了中国的发展变化感到无比幸运。也许对中国的年轻人来说，近期中国取得的社会和文化成就的规模并不显著，但如果能从文化遗产研究的角度和历史的长远眼光来观察，则有助于他们正确看待事物，培养更强的文化自信，从而推动这个国家更好地向前发展。

　　我在敦煌研究院做研究，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展开的。我在一个较大的参考框架中进行研究，莫高窟和敦煌文化遗产及其多样性就像一个巨大的数据库和实验室，两者都集成在一个物理空间中。在这里，我可以提出新问题，尝试不同的假设和解决方案，去探索这些无与伦比的宝藏。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如此集中的历史、艺术、经济、宗教、文学等资料，特别是它们能在一个地方跨越如此长的时间范围。这些资源告诉我们历史上欧亚各国人民生活的细节，以及他们的思想和文化的流动情况。我的目标就是更好地了解这些资源，并将研究成果与全世界分享。

　　敦煌学虽是一门国际性学问，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是在中国进行的，西方学者对此不一定十分了解。为了与全世界分享敦煌研究成果，我有几个项目正在进行中。第一个是一本英文著作，将详细介绍中国敦煌学研究者在过去20年中取得的成就，我也将在未来几个月里开展的一系列在线讲座中分享其部分内容。我希望它能成为一座桥梁，帮助海外学者了解中国学者研究敦煌文化的成果，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

　　当然，学术交流是双向的，我也在做一个西方研究成果的翻译项目，内容是关于佛教的某些东西如何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中国沿海进而深入敦煌的。通过这本译著，我可以向中国学者介绍西方关于唐代南亚与中国关系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学术交流方面，我期待帮助西方研究机构和敦煌研究院之间建立合作关系。除了出版学术著作和参加在线讲座，我还积极参加一些媒体的访谈以及大型纪录片的拍摄，帮助世人理解为什么敦煌如此重要、如此神奇。

　　对我来说，敦煌研究院是一个理想之地，不仅因为它周围有这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文化遗产，还有人的因素——人才和人际关系。试问，世界上还有其他什么地方能汇聚这么多敦煌学研究领域的专家？作为敦煌研究院唯一的外籍研究员，院内同仁的热情支持在过去几年里一直让我倍感荣幸，能与他们一同从事敦煌学研究工作，真是一种非凡的缘分。

　　（作者：史翰文（Neil Schmid） | 敦煌研究院美籍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