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和孩子们一起庆祝太阳能电池板安装成功。聂子瑞/供图

　　在偏远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我在冰川脚下藏族牧民的帐篷里过夜。

　　在贵州苗寨，主持人纵声歌唱，用长筷夹起酥炸蜜蜂，在客人们面前“嗞——嗞——”地飞舞，直到足够敏捷的客人一口飞咬住蜜蜂。

　　在一位新疆哈萨克族老人家中，我们席地而坐，分享着特色食物马肠子，听这位马背上的牧人讲述他如何驯养金雕捕猎。

　　在北京残奥会开幕式上进行现场直播。

　　围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全国“两会”和中共十九大等重大事件创办并主持新媒体视频，斩获多个奖项并收获数亿点击量。

　　这个国家机遇如此之多，对于我们这些希望捕捉“世纪选题”的记者们来说，更觉魅力无比。

　　2005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大地时，我根本想不到自己会经历上述事情中的任何一件。也不知在旅途中的何时何地，我从单纯的记录者变成了参与者。

大地震使彭州市小鱼洞镇瞬间变成一片废墟。摄于2008年8月1日。中新社发 刘应华/摄

　　重燃希望

　　2008年5月12日下午，中国西南地区地壳开裂，一场里氏8.0级的大地震释放出巨大威力。不到两分钟，四川就变成了巨大的灾难现场。

　　汶川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遭受的破坏性最强、灾害损失最重的地震之一。它摧毁了数百万座房屋，让数百万人无家可归，更给数千万人留下巨大的创伤。

　　首次赴汶川灾区采访时，距离那场导致近9万人死亡和失踪的大地震已过去半年，而一路上扭曲的钢筋和大块的水泥仍然堆积成山。

　　幸存者们正想尽一切办法恢复生活。

　　杨载裳（音译）锄着一小块菜地，不时瞥一眼全家刚刚搬进不久的七室新居。“这些房子可比我们地震中倒掉的老房子强太多了。”这位72岁的老太太说。话音与铲土声相和，颇有节奏。

　　村支书王刚（音译）说，为了这些房子，当地每户人家自己花了1万元，中央政府提供4万元补助，而震后与彭州市结成帮扶对子的福建省则出了8000元，不足部分由来自海外的捐款补充。

　　尽管建房子的钱有了着落，杨载裳说，他们一家五口人过日子还是很吃力。她的老伴在外省打工，儿子已经去世，家里还有女儿、女婿和外孙。

　　“我们家经济困难，所有家具和电器都在地震中毁了，全都得重新买。”她说，“我们是一步一步慢慢恢复，还需要好长时间。”

　　2009年5月，杨载裳和其他460多人一起首批搬进新居。王支书说，年底以前，其余的1300多位村民将分两批入住。

　　村里380座房子中只有10座经受住了地震的重击，11位村民遇难，20人受伤。王支书说，“那些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亲人的家庭可以把子女送到福建，免费上学。”

　　2008年5月国家公布了一项政策，对因灾无房可住、无生产资料和无收入来源的困难群众，每人每天补助10元钱和1斤成品粮，补助期限三个月。

　　但重建重任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还包括心理上的。

　　地震摧毁了红白镇小学所有校舍，造成159名学生和8名教师死亡。“地震后，学生和老师们都很苦恼。我们需要修复精神上的创伤。”校长程世林说。

　　来自当地医院和非营利组织的专家们为孩子们提供咨询，并对老师们进行了培训。四川大学的学生志愿者和小学生们就一些探讨生命意义的文章进行了交流。

　　2013年，程世林告诉我，被毁的校舍经过重建，已经提升到了大多数农村学校无法企及的水平，而孩子们也开始普遍练习太极。“我们一开始引进它是为了帮助学生们克服心理创伤，后来发现它对孩子们的身心大有益处，所以我们把它作为必修课继续开设。孩子们都在教老奶奶打拳了。”这位43岁、已在这所学校工作了24年的老师说。

　　“地震的阴影终于消失了。”它被多年来的康复治疗、志愿服务项目和政府重建工作几乎冲刷得干干净净。

　　多年来与我有过深入交谈的数百位幸存者中，大多数都有着同样的启示——他们珍惜来自他人的爱和帮助，意识到自己必须爱和帮助他人。

　　这也是四川的救援和重建工作效果在全球范围内都被认为名列前茅的原因之一。

　　我接触过的许多幸存者在被战士和消防员救起后，自己也成了急救人员。许多人说，他们以前只关心自己的钱，现在却乐于投资帮助他人。

　　目睹震后重建的过程刷新了我对中国的认知，我看到中国让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成为现实。

　　这场灾难摧毁了房屋和家园，但摧毁不了希望。在四川，我每天都看到希望一点点变为现实。

2011年4月17日，已建好的小鱼洞农村新社区。中新社发 刘应华/摄

　　走出贫困

　　正是以上经历，促使我2011年在青海的玉树地震灾区发起了另一个志愿活动。我发现，这些生活在青藏高原地震频发区域的社区，其实一直承受着另一种“灾害”——极度贫困，它也是由地理环境导致的，但过程极为缓慢而持久。

　　地震发生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叶格乡小学的137名学生中有78人只能暂时挤在7顶帐篷里，这里还没有通电，也就没有电灯。

　　我本想把太阳能电池板装在学校教室的房顶，但校长和老师们坚持说，帐篷里更需要电。“孩子们白天上课，窗户能透进光线。”副校长元丁求培解释说，“但他们晚上得在宿舍里自习。”

　　老师们说，有了太阳能电池板，学生们就不仅有了光线可以看书，还可以看电视，甚至能看看电脑是怎么回事。

　　我用5000元为学校买了块太阳能电池板，本想自己安装，我也做到了——在老师们和激动万分的学生们帮助之下。

　　灯第一次亮起来时，孩子们爆发出一阵欢呼。我的心也欢呼起来，那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刻。“太阳能电池板给孩子们送来了新的眼睛。”元丁求培说。

　　2013年，我和在当地的好朋友才让本一同给曲麻莱县最落后偏远的曲麻河乡多秀村小学安装了太阳能电池板——有102名学生在这里学习。

　　那时，高伏电池板的价格已经从5000元降到了2500元，质量也提高了不少，价格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补助和日益改善的路况让运输成本降了下来。

　　我们知道政府在加紧给曲麻莱县供电，只是我们从未想象过这么艰巨的任务能够这么快就完成。

　　2015年我回到叶格乡时，小城在很多方面已经变得让我几乎认不出来。由政府配备的电脑试验室只是其中最大的变化之一。

　　那时，政府已经完成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学校和整个乡全天24小时都有稳定的电力供应。

　　“一些人家甚至买了电冰箱和洗衣机。”叶格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的负责人热桑告诉我，更多的人开始上网。政府给每户人家免费发了一台电视机和卫星接收器。外面的世界终于通过屏幕来到了这些祖祖辈辈生活在高原的人家的客厅里。

　　从这些年的进步中，我得到的启示是，中国正在像曲麻莱这样的地方创造光明的未来。

　　住在叶格乡红旗村的求南出生时右手和左脚就有残疾，他的妻子吉措是家中唯一能干活的人。每年靠帮人放牧、收集牛粪，吉措可以挣到4000块钱。但为了治她的肝病，家里每年要花掉3000元。求南和吉措跟我说，不清楚第二年他们能不能得到救济粮或住房补贴。

　　2011年，村支书坎加告诉我，这里的131座土坯房和帐篷里住着大约480位牧民，他们每年的人均收入只有1500元。“政府也努力帮他们，但穷困的家庭那么多，钱又那么少，只好今年帮这一家，明年再帮另一家。”他解释说。

　　此后几年里，这种状况随着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得到了极大改变。当地政府评估每一户人家的情况，为每个家庭量身定制解决方案。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们得到政府颁发的贫困证明，帮扶干部来帮助这些贫困家庭解决具体困难，包括因为残障导致的困难。

　　我去过全球30多个国家，在中国也走过很多地方，曲麻莱可能是唯一一个我不得不用“令人震惊”一词来形容其贫困的地方。

　　多年以后，我还会用同一个词来形容曲麻莱在脱贫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

　　这一路上，我也同样脱胎换骨。我学会了在看似无法找到光明的地方创造光明。这一点光亮直到今天仍在闪耀。我相信它将一直闪耀下去。

　　目睹奇迹

　　在2017年外国专家春节招待会上，我有幸向李克强总理提出了关于中国媒体发展的建议。令我惊讶的是，听我说了6分钟后，李总理不仅对我从事的新闻工作表示赞赏，还感谢我在高原上的工作。这令我深感荣幸。

　　就在那之前的2016年，我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努力已经得到了认可，我荣获了中国政府友谊奖。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李总理对刚刚获奖的外国专家们说，这样一位33岁的获奖者证明，中国的现代化所带来的机遇吸引了海外的年轻专业人士，显示出国际合作的“新希望”。

　　这些年来，我也更多的看到了中国内在的新希望，特别是在第一线报道中国脱贫奇迹时感触尤深。但我认为，这一成就的深远影响还远未得到全世界的充分认识，更不用说真正了解取得这一成就的艰难过程。

　　我更怀疑没有多少人，特别是西方人，意识到地理条件是世界各地的贫困版图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成因，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我们地球上格外脆弱地带的国家，要取得这样的脱贫成效需要克服怎样的极端不利因素。

　　从汶川地震灾区开始，到青藏高原——地球的“第三极”，中国政府克服了极端的海拔高度和地理上的偏远等不利因素，给这里带来了短短几年前还不可想象的富裕。

　　从乡村里的虚拟现实娱乐公园到内蒙古牧民开办的鸸鹋农场——过去十多年里我采访过全国各地的脱贫攻坚项目，亲眼看到中国面临挑战的范围、程度和解决方案。我花了数不清的时间面对面与各种各样的人交谈，了解这些解决方案是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2018年，作者在重庆采访时与当地“棒棒军”合影。聂子瑞/供图

　　从改革开放到2017年年底，中国贫困人口一共减少了7.4亿。这大致相当于整个欧洲的人口总和。

　　从2013年到2018年，中国农村每年减贫人数都保持在1200万以上。正是由于这个国家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就，联合国得以提前实现其“千年发展目标”中将全球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

　　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个社会能以如此快的速度，让如此众多的人脱贫成功。在这方面，中国遥遥领先。

　　“奇迹”一词，我认为极为贴切。

　　对我来说，目睹中国政府的扶贫等政策在人民大会堂颁布之后，又在最边远的各个角落成为现实，这本身就不可思议。

　　特别是中国2020年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并在2021年宣布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在旅途中，我亲眼见证了它的发展——这一路上，我也开始重新审视生而为人的意义。

　　这就是我在中国当记者的生活。我讲述着故事，也分享着故事，更亲身经历着这些故事。

　　[作者：聂子瑞（Erik Nilsson） | 中国日报社外籍记者，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译：刘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