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国际著名记者、作家。抗日战争期间，他努力向世界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事迹。1951年回到中国参与《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工作。1957年加入中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爱泼斯坦对中国有真挚的感情，他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为增进中外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生的选择

　　爱泼斯坦1915年4月出生于波兰华沙。1917年，随父母来到中国哈尔滨；1920年迁往天津，并在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代。他切身感受到，天津成了列强像一群恶狼似的一口一口分食中国的最鲜明例证。一条城市的主干道，经过三个国家的租界，取了三个不同的路名：穿过法租界的一段叫“大法国路”，穿过英租界的以英国女王的名字命名为“维多利亚道”，穿过德租界的以德国皇帝的名字命名为“威廉街”。还有的街道以列强侵华战争将领或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外交官的名字命名。爱泼斯坦认为，“这些路名无时无刻不在对中国进行羞辱和伤害”。

　　在中国生活的爱泼斯坦自幼目睹列强侵占中国国土、欺压中国人民的暴行。现实不断冲击着爱泼斯坦，他年幼的心灵中渐渐萌发了对中国人民强烈的同情。

　　爱泼斯坦15岁就开始在《京津泰晤士报》工作，新闻工作把他带到斗争的第一线。他越来越强烈地被中国发生的革命及其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吸引。他在报刊发表文章，报道中国红军长征，报道中国学生抗日运动。作为最早看到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书稿和照片的仅有的几个人之一，他仿佛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红军的英雄业绩使他大为震动。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爱泼斯坦立即开始了战地记者的工作。他和斯诺一起，护送邓颖超、王世英等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离开天津险境。这一年，历史的潮流已将爱泼斯坦从中国革命的旁观者转变为一名参与者。他回忆说：“在我22岁的时候，我不是从天津走出中国，而是走出了中国国内那个外国人的‘密闭器’（编者注：指天津租界），进入中国的内心，进入中国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一生的选择。”作为一位原来没有国籍的犹太人，他选择把毕生的精力和最真挚的情感都无私地奉献给中国和中国人民。

　　从战地记者到逃出日本拘留营

　　爱泼斯坦先后被合众社派到南京和武汉报道战事动态。在南京，他采访了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发出了反映中国共产党抗战主张的通讯。在武汉，爱泼斯坦发现思想进步的人们热切期望“在别的地方找到民族希望的中心”，他们越来越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人们特别喜欢在书店购买和讨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关于抗日战略的著作。爱泼斯坦写道：“1938年的武汉燃起了乐观主义的火焰。这种乐观情绪是随着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而形成的。在广袤的乡村地区，节节前进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共产党军队看准了日军战线拉得太长的弱点，选择在防守力量薄弱的广大空隙地区打游击战和运动战。他们专门寻找敌人的弱点打，往往以优势兵力和高度机智打败敌人，敌后辽阔的农村地区逐步成为抗日根据地。”在他看来，蒋介石政府既不敢也不知道如何去动员群众的力量，他们害怕人民武装起来并不断壮大。

　　1938年7月，爱泼斯坦被调到广州。日军的残酷轰炸造成无辜平民的重大伤亡，但这座城市没有屈服。救护队、消防队等不屈不挠地工作着，人们纷纷为抗日捐款。爱泼斯坦走上街头，加入举着火把的爱国游行队伍，进行现场采访。他见到了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的宋庆龄。从此，他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这次见面也成为爱泼斯坦职业生涯和活动的分水岭。

　　广州沦陷后，爱泼斯坦前往香港。应宋庆龄邀请，爱泼斯坦参加了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的工作。他用真实的报道，大力宣传中国人民抗战业绩和保盟的精神与活动。他还为工合香港促进委员会编辑了宣传小册子。他还在廖承志的带领下，从事中共文件英文译本的编辑工作，并发往世界各地。爱泼斯坦为中国抗战事业赢得世界人民支持和援助作出了积极贡献。

　　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由于多年来同中国爱国人士一起从事抗日工作，爱泼斯坦是众所周知的“日本之敌”，他的处境非常危险。他使用假名住进医院，但很快就和医院里的伤病员一起被日本人送进赤柱拘留营。经过紧张筹备，1942年3月，爱泼斯坦和几位参加过中国抗日事业的难友一起驾船出逃，航程中经历多次危险，最后在大屿山岛渔民的帮助下到达澳门。

　　此后爱泼斯坦辗转来到重庆。他拒绝了国民党宣传部门的邀请，继续在宋庆龄领导下为保盟工作。他们充分利用当时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的有利条件，积极争取盟国外交使团、军事人员和救济机构的支持。宋庆龄努力使国际舆论注意到国民党对运送到共产党地区的医疗等救济物质实行的封锁。她写了一封措辞强烈的信《致美国工人们》，呼吁美国劳工界“把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产品和礼物平等分配给一切积极抗日的中国军队”，并揭示了中国发生内战的危险，“中国反动派正在准备这种战争，企图消灭我们斗争中的民主部分，这些部分就是在陕北和敌后的根据地”。爱泼斯坦通过联合劳工新闻社将这封信在美国发表。

　　“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

　　1944年5月，爱泼斯坦跟随中外记者团突破国民党的封锁，深入延安及晋西北采访。这次采访经历对爱泼斯坦抉择人生道路有决定性的影响，他看到了中国的未来。

　　进入陕甘宁边区，记者团看到大生产运动已经使原来以贫瘠著称的边区大变样，一路上遇见的农民都能丰衣足食。尽管很多人衣服上打着补丁，但没有衣衫褴褛的样子。在其他地区，老百姓往往一看到士兵就赶紧躲开，但在这里，老百姓看到护送记者团的八路军战士就上前同他们热情交谈，送热水给战士们喝，还主动照料马匹，“就像对待出门在外的自家人”。

　　在延安，爱泼斯坦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贺龙等许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写道：毛泽东“平易近人、十分简朴”，常常步行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不带警卫，同老百姓随意交谈。在集体照相时他总不站在正中的位置上，有时在边上，有时在别人后面。令爱泼斯坦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毛泽东分析问题时总能够把十分复杂的战略思想用极简单又极深刻的话表达出来。在爱泼斯坦的印象里，朱德和蔼可亲，从外表看不出来他是一位勇猛无比的军事将领，一位世界知名的、经历过许多次最严峻最残酷的军事行动的战略指挥家。“看上去他更像是任何人的父辈，在辛辛苦苦干了一整天的活儿以后，心满意足地回到家里，解开衣扣，放松地靠在一边坐着，笑眯眯地和你交谈。”在周恩来的窑洞里，爱泼斯坦看到这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几个堆满了书报的书架。在爱泼斯坦看来，周恩来的作风始终是实事求是、生动活泼的，“他的整个人格就是一首诗，一个有修养、有原则、有责任心、有内在力量的人”。

　　爱泼斯坦走访了延安的机关、学校、驻军和农村，采访了许多战士和农民，又东渡黄河采访了晋绥抗日根据地。在访问敌后战场的途中，他目睹了八路军连续拔除日伪军碉堡的战斗。他们宿营的村子在敌人碉堡的步枪射程内，但村里的居民对敌人实行反封锁，在碉堡周围埋了大量土制地雷，设了陷阱和狙击手掩体，除非有外来的增援部队扫清道路，否则敌人根本不敢出来。大幅的抗日标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画像就竖立在距敌人仅一小时徒步行程的地方，敌人从瞭望孔向外一眼就能看到。通过战地访问，爱泼斯坦对人民战争有了具体的了解。他认识到，八路军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是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军队和人民之间建立起充分的互信。这使八路军对每个据点的敌军情况了如指掌，不但知道他们的人数、动向和行动规律，而且说得出他们的姓名、家庭情况。敌人的信息则非常不灵。记者团在根据地采访，能够公开行动，同老百姓谈话，甚至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但几英里外的日本人却一点也不知道。

　　在抗日根据地，爱泼斯坦看到中国共产党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创造了蓬勃发展的崭新气象，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动情地描绘道：“这个边区不光是一个有关英勇的人民被封锁的悲惨的地方，而是一个小规模的伟大的国家……这里进行着的活动恐怕比中国其他任何地区都更为丰富多彩，而且可以肯定，这里的人民也比其他地区真正积极得多。他们充分相信，他们代表中国，代表中国的未来。我已经实实在在地深信，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下一个十年将证明这一点。”

　　见证中国巨变

　　爱泼斯坦打算把延安之行的见闻写下来，告诉全世界人民。但这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很难做到，他决定到美国纽约去完成这个使命。

　　在美国的五年时间里，他笔耕不辍，为向外国读者介绍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为此，他们夫妇受到美国当局的跟踪和监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爱泼斯坦夫妇无比激动，私下举行了一次庆祝活动，在时代广场的录音棚里高唱新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为突破西方的新闻封锁，向世界传播新中国真实情况，宋庆龄邀请爱泼斯坦筹办英文杂志《中国建设》。1951年，爱泼斯坦夫妇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由美国绕道波兰回到中国。

　　爱泼斯坦看到了焕然一新的中国，看到了人们埋头苦干建设新中国的精神风貌，一个“热气腾腾的平民世界”，到处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爱泼斯坦夫妇和所有解放了的人民一样，自愿、积极、热情地投入新中国建设。他们参加十三陵水库的修建工作，用扁担把装满泥土的沉重篮子往山上挑，用双手把装满石块的小车往山坡上推。他们还参加过插秧、割麦、造林等劳动。虽然很累，但每当看到新的水渠、道路、林带，他们都会愉快地想到，“我们流的汗水，把我们跟新中国的基本建设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爱泼斯坦以高涨的热情投入《中国建设》创办工作。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建设》担负起了真实报道中国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情况的历史使命。爱泼斯坦几十年如一日，为这本杂志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作为新闻记者的爱泼斯坦，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时刻记录着新中国的发展变迁。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爱泼斯坦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广泛开展国际友好交往活动，发挥了独特作用。

　　爱泼斯坦曾说：“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他90年的人生历程，有82年在中国度过，其间经历了种种坎坷、波折，甚至生死关头的考验，他始终坚定地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爱泼斯坦对中国的深厚感情和突出贡献也被中国人民铭记，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

　　（作者：单伟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部审稿处处长 ）